讲文化定要讲历史,历史是文化积累最具体的事实。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人为副,倒过来了。因此,西方历史多是纪事本末体,中国虽有此体,但非主要。中国史以列传体为主,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最难读。一翻 开,只见一个一个人,不易看见一件一件事。如读《史记》,汉代开国,只见汉高祖、项王、张良、韩信、萧何许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书》是古代的纪事本末体,此下要到宋代袁枢才有《通鉴纪事本末》,只便初学,进一步再读编年史如《通鉴》,更进一步始读正史列传。今天我们一切学术教育都学西洋,因此学校 讲历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讲楚、汉战争,汉高祖怎样打项羽?固然要讲到人,但只以事为主。有一年,我在美国亲同他们一位史学家辩论过这一问题,他说:“历史固应以人为主,但此人若无事表现,如何跑上历史?”我说:“此事难说,因其牵涉到中西双方整个文化体系上面去。我且举一个明显的例,在中国有很多人 没有事表现而也写进历史,而且这类人决不在少数。”我们今天不论大学,乃至研究院,讲史学,虽是分门别类,注意都在事上。如讲政治制度,没有一个绝对是与 好的制度。制度总是要变,并无千古不变,亦无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讲社会经济,一切有关经济的理论思想,及其事实,也都随时而变。在坏制度下,有好人总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坏人总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谓人之好坏,此一标准, 则比较有定不易变。此刻把历史分类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一切完备,却不注重历史里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层,成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来,某些人起来了,才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来。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历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们都能变成历史人物。要来维持历史,复 兴历史,创造历史,都得要有人。
讲到历史人物,当然要讲历史。世运与人物总是相随而来的。时代不同,人物也跟着不同。中国人一向看历史总要变,故说世运。历史时时在变,世运总是不能停留在一个状态下。我们把历史上一切时代大体分别,不外有两种,不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后也如此。某种时代,我们称之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变成了盛 世。某种时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乱,变成为衰世与乱世。历史千变万化,不外这一个治乱盛衰。当我小孩子时,学校老师告诉我,中国历史一治一乱,西方历史,治了不再乱。我当时虽很年幼,听了那位先生的话,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如何使中国历史也能治了不再乱。但我后来读了历史,渐认为在西方,治了也会乱,盛了也 还衰。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亲眼看到西方社会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乱。欧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切大变。特别刺激我的,如英国。当时读世界地理,所用地图是英国制的,只要这地方由它统治,都画上红色。譬如香港一个岛,也画上一条红线,一张世界地图,到处都有红颜色。英国被称为是一个太阳不会 掉下去的国家,全世界有英国国旗,太阳永远照在他们的国旗上。可是今天呢?
我年龄慢慢大了,又听人讲,可惜我们生在这时代,是一个衰世乱世。即如对日抗战到今天,到处奔跑流亡,今天可说是只在国家偏安局面内生活。若我们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吗?但我们读史,好像治世盛世历史人物该是又多又好,否则怎样会治会盛?衰世乱世,该是人物又少并坏,否则怎样会衰会乱?而实际并不然。但也只能 看中国史。西洋史专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胜败不同,国家强弱不同,只见了事,不见事背后之人。今天我们社会一般知识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响,只论治乱强弱,却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若使我们把二十五史来作一统计,我能先告诉你们一结论。中国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乱世衰世。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 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这才是大人物。影响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而所谓人物,起于衰世乱世的反而更多更大。起于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点。这不奇怪吗?实亦不奇怪。若使衰世乱世没有人物,或人物不够伟大,此下怎会又变成治世盛世?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乱,正因为 在衰世乱世有人物,下边才开创新历史。由乱返治,由衰转盛。若我们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么天下衰了乱了,更没有人了,此下便会没办法。希腊、罗马之没落便在此。此刻的英国、法国何时再复兴,也是问题。今天轮到美国与苏俄,成为世界上两强。然而从历史过程论,治下仍然定会有乱,盛后定然会仍有衰。即如 美国,但论人物,如华盛顿、林肯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国最可说是乱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却是在衰世乱世。但孔子学生说:“夫子贤于尧舜”。此论人,不论事。乃论身后,不论生前。孔子对历史的影响与作用,远胜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此刻是证明了。
春秋以后有战国,更衰更乱,但我们讲中国历史人物,战国要占第一位。我不能把战国人物从头讲,但如孟、荀、老、庄这许多人,只讲思想一方面,其影响后代中国实是大极了。汉代中国一统,当然是治世盛世,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汉代人物显然不如春秋战国。汉代之盛,还是受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影响。
再把汉朝整个来讲,东汉不如西汉,然而人物却比西汉多,而且有大人物。姑举学术上人物来讲:东汉最伟大的经学家郑玄,西汉便无其比。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西汉一代,经学盛起,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然在两汉经学家中,人物最伟大,对将来最有影响,最有作用的却是郑玄。郑玄死在东汉末年。黄巾之乱,董 卓到洛阳,东汉快亡了。郑玄一生正在东汉的衰世乱世中,然而却成为一最伟大的经学家。若使我们承认儒家经学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有大影响,大作用,那么论其影响作用之最大的就该是郑玄了。
说 到唐朝,也是一个治世盛世。但论唐代人物,就不如后面的宋朝。宋朝纵不说是乱世,却始终是一衰世。我说唐不如宋,不是讲他们的开国时代。唐高祖唐太宗下面这一批人,这一个集团,我们暂置不讲。在唐玄宗开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实不如天宝之乱以后的人物来得多,来得大,表现得更象样。论宋代,比较太平当然是北 宋,然而最伟大的人物却出在南宋。单从学术上讲,如朱子,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还当在郑玄之上。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清代也算是一个盛世,最盛在干嘉,而干嘉时代人物却较逊。论其经学,仅如此刻在图书馆里一个写博士论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那是明代快亡,大乱已至,人物却竞兴迭起。
我们试再讲衰世。春秋战国以后有三国分崩,可说是一个乱世,可是三国就出了很多人物。又如元代,蒙古人跑进中国来,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元代只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来,他下面如刘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却都是在元代培养起来的。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来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远由南 北朝时代培养而来。唐代兴国,一切规模制度,都由北周至隋订下。再往上推,由汉高祖到汉武帝,西汉初年人物,一切都从战国时代人的脑筋里酝酿成熟,到汉初才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得一结论,但这只是照中国历史讲,西方历史似乎并不然。这一结论,便是中国文化最特别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乱世,人物更多更伟大,胜 过了治世盛世的。
大体上说,历史有上层,有下层。我们当知,历史不是一平面。像一条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层。浮面易见,底层不易见。如说政治上轨道,同时必是社会也上了轨道。社会不上轨道,单要政治上轨道却不易。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我们讲历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层的,另一 部分是下层的。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当时,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他们的影响作用更胜过了那些有表现的。如读《左传》,那是春秋时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极详尽的历史。但孔子在《左传》里不占地位。《左 传》里讲到孔子,可说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论语》中所称赞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后面有子产,都是在当时有表现的。我们读《左传》,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产。大国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齐。小国也有人物,如子产之在郑。若论人物价值,子产并不定差于管仲。大国人物有 表现,小国人物一样有表现。孔子却像是一无表现的人物,纵说有表现,也是微不足道。但《左传》里还找得到孔子,却找不到颜渊。颜渊虽不见于《左传》,对将来中国历史仍有他的大影响,大作用。孔子、颜渊的影响作用,还胜过了管仲、子产。因此我们可以换句话说,管仲、子产是一个时代人物。历史上不断有时代之 变,秦变汉,隋变唐。但时代变了,历史仍不变,至少一部中国历史是如此。所以我们讲历史,不要太着重其上层浮面的,我们还该更着重其底层下面的。我们讲《左传》,不要只知道有管仲、子产,更要当心,那时还有孔子,甚至有颜渊。只是孔子、颜渊没有在那时的浮面上层参加过大事情,所以不入历史记载。若把整部 中国历史来看,孔子地位,远在尧舜之上。而颜渊虽一无表现,对后来中国有影响,有作用,也并不比管仲、子产弱了。所以所谓有表现与无表现,也只就狭义来讲。如果没有表现,怎样在历史上直传到今天?他表现的便是他这个人,而非表现在他做的事。此所谓事,也是狭义的,只是历史上浮面上层的事。
再讲三国,乌七八糟,可说是乱世,而且乱极了。但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战国,中国人最喜欢读的应是三国史。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些三国史。也许是因为有罗贯中作了《三国演义》,但罗贯中为何来作《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为何能如此流传?正因为三国时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即如曹操,那是历史上的 反面人物,他也有影响,有作用,只是些反影响,反作用。像近代袁世凯,也是反面人物,把他与孙中山先生一比便知。在当时,大家有表现,但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历史人物,袁世凯只是一个时代人物,而且是一个反面人物。此刻再来讲三国时代的正面人物,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个诸葛亮,全部三国历史就光明了,一切都 变成有色彩,有意义。但中国后来人品评三国人物,却推管宁为第一人。管宁在那时一无表现,天下乱,他跑了,流亡到辽东。曹操也是了不起,听说有个管宁,无论如何要他回来。管宁不得己回来了,但绝不在曹操政权下有表现。说是病了,不能出来做事。曹操派人到他家里去察看,回来把管宁的日常生活作一报告,这一报 告却记载在历史上。曹操说:“既这样,我们也不必勉强他。”管宁年轻时,与一朋友华歆共学,门外有车马声,华歆说:“什么人经过呀”,出门去看。回来,管 宁与之割席而坐,说:“尔非我友也。”后来华歆做了魏国大官。由此可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现。有表现的,或许还不如无表现的。我们下面且慢慢讲。
所谓表现,有表现而成功的,也有表现而失败的。普通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表扬失败英雄,其实失败了还有什么值得表扬?我们当认识失败的无可表扬,也不该表扬。国家民族要成功,历史也要成功,可是历史上确有失败的人,这等人或许也有人称他为人物或英雄。如西方历史上,古代有亚力山大,近代有拿破仑,都不曾成功。 更如近代德国希特勒,更可怕。不只是他个人失败,而且其遗害于国家民族,乃及四围人群者亦不小。这等人何该学。所以失败英雄不该表彰。但是,在法国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设,以拿破仑作中心,环绕凯旋门八条大道,四面分布,形成了巴黎市区。另一部分,以拿破仑坟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拿破仑。 好像法国人认为拿破仑还是他们的第一号人物。今天的戴高乐,就想学拿破仑,失败显然放在面前。今天大家希望德国人不要再学希特勒,连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复活。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切市容建筑,模仿巴黎,由国会法院一条大道直往华盛顿铜像,这是整个市区的中心,白宫只是旁边一个小建筑。华盛顿是一个成功人 物,但华盛顿市容,究是以国会为主,这是西方人重事业表现更重过于人物完成之一证。但美国究比法国前途有希望。只以两国首都建设为例,即可说明。英国伦敦又是另一样,西敏寺代表着神权时代,白金汉宫代表着王权时代,国会代表着民权时代,三个建筑并存,这是英国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则可知。虽亦有很多名人埋 葬在西敏寺里,究已是第二等。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宫与国会,是一些物质建设。
再论在中国史上的所谓失败人物,其实是并未失败。即如南宋岳飞,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复兴,然而岳飞失败了。但岳飞只在当时是失败,他在后世有成功。又如文天祥,倘使没有一个文天祥,那将是一部中国历史的大失败。蒙古人跑进中国来,出来一个文天祥,他虽无助于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维持中国民族精神,直 到今天,因此他还是未失败。换句话说,就他的个人论,他是失败了。从整个历史论,他是成功了。所以我们说历史人物中,还该有时代人物和历史人物之分别。
今再说成功失败关键何在?我可说,失败是由于他的外在条件,而不在他本身内在的条件上。岳飞事业之失败,不是失败在岳飞本身之内在条件,不是他自己这个人失败了。宋高宗、秦桧,一切外在条件,使岳飞失败。而岳飞个人之内在条件,则使岳飞成功了。成功的乃是岳飞这个人。文天祥的外在条件根本不能讲,比起岳飞 来更差了,他当然要失败。蒙古军队来,当时的南宋,是无法抵抗的了。然而文天祥还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这个人是成功了。他的内在条件并没有欠缺,留下他这一个人在历史上,对将来中国贡献大,有大影响,大作用。单只一件事,事是留不下来的。因历史一定要变。孔子若做了鲁国宰相,当了权,他的成绩可能比管仲更 大,或许孔子可与周公相比。然而纵是周公政绩伟大,也只表现在事上。一切都得变,西周仍变了东周。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远存留,永存不变,那么也没有了历史。从前人的事业都做好在那里,我们将无可再表现,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没有事可做,又要这些人何用?人到没有用,历史自然也断了。所以 我们并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远留传,我们只希望不断有新人,来做新事,有新的成功。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西方人能在历史上永远存在的,比起中国来是太少了。耶稣钉死十字架,他是一个失败的人,然而耶稣实是永远存在,所谓的十字架精神也永远存在。到今天,信耶稣教也好,不信耶稣教也 好,都不能不承认耶稣之伟大和他的成功。最成功的还是他自己这个人。他说他死了要复活,他这一个人永远流传到今天,还是存在,不是他复活了吗?我们也可说,岳飞的风波亭精神,岳飞是复活了。到今天,岳飞还在这世上,至少我们中国人了解岳飞,岳飞还在我们中国人心里。
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有一个最高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成功有许多是要外在条件的。而我们有一个办法,使一切外在条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内在条件便得。若说不要内在条件,这也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了。上帝生人也有条件,若说不要一切条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为人。做人不能无条件,我们希望的, 只讲内在条件,不讲外在条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只生我们一个可能,每个人都可能做孔子与耶稣。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 也。”好学是他的内在条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给他的,是他的外在条件。但只有这一个基本条件是外在的,而同时又是内在的。难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凯,就天生他是一个不忠不信的人吗?中国人不承认这句话。生下来都一样,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内在条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们都嫌外在条件不够,我们 生在衰世乱世,外在条件当然不够。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条件还是会不够。我们今天说要改造环境,就得充足我们的内在条件,你先得成一个人物,才能来改造环境,来充足一些外在条件。若你没有成一个人物,内在条件不够,一切外在也没有法改,纵使有了外在条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条件的,然而我们 看西方历史,还是和中国历史一般。耶稣时候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我们读耶稣的《新约》,他没有讲到罗马统治,似乎外在条件不在他脑筋里,不在他考虑之列。然而外在条件毕竟在书中也讲到,譬如税吏,是罗马派来的,耶稣便无奈何他们。所以耶稣说:“西泽的事让西泽去管。”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项外在条 件。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稣的人,更没有了耶稣,而西泽则仍可到处遇见。你若说,定要打倒了西泽,才能完成一耶稣,也没有这回事。我们还可以另换一句话来讲,还是美国人争取得了自由与独立,才有一个华盛顿的呢,还是由华盛顿来为美国争取到自由和独立的呢?照中国人想法,则更有进者。应该是拿去了华盛顿的事 业,还有华盛顿这样一个人,他还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这也不是中国人看轻了事业。即如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倘使他没有能创造成中华民国,即就他个人来说,如他的思想和言论,还是一个孙中山先生,或许他会更伟大。因把一切事业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这个人就圈在他事业功名的里面,为他的事业功名所束缚,他所表现的好像就在这范围内。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别处,只 在周公其人,为周公的事业所限,限在这事业里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样会有他这一番事业,在他事业背后还有他这个人。如此来真了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这世上做一番事业,然而外在条件不够。在政治上,在历史上层,孔子等于无所表现。然而后来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缚,一范围。而孔子之为 人,却因此而十足表现出来,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们来讲周公,自然要讲周公这一番事业。但讲过他的事业就完了,在其事业背后之这个人,反而忽过了。来讲孔子,孔子无事业可讲,就只得讲他这个人。然而人的影响胜过了事的影响,所以孔子在后来历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 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刺激。可以感发我们,使我们大家各自来做个人。有了人物,哪怕会没有历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许多人试为分类,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乱世人物,有有表现的人物,有无表现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败人物。但读者不要认为我只讲某一边,不讲另一边。今试再来讲中国的历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从外面看,此下当从人物之内面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人物,大体说只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直到今天,中国人一路讲圣贤,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圣人与贤人,其间自有不少争论,此刻且不讲。再讲第二种,中国人所谓之豪杰。我们看历史人物,无论其在政治上层或社会下层,有表现与无表现,成功与失 败,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乱世,得成为历史人物的,大体说来只有两种,即圣贤与豪杰。豪杰又与英雄不同,如拿破仑与希特勒,可以说他们是一英雄,但并不很合乎中国所想的豪杰人。朱子讲过“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同时陆象山极称此言以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语再略修改,因我们说圣贤,并不像说圣人。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可说是一圣贤,二者貌离而神合,名异而实同。其 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我们此刻来讲中国历史人物,请读者不要太重看了圣贤二字,我们且先重看豪杰二字。我们纵不能做个圣贤,也该能做个豪杰。尤其在这衰世乱世,做人总要有点豪杰精神,不然便会站不住脚,挺不起腰。做 豪杰,便是做圣贤的一条必由之路。不从豪杰路上行,绝不能到达圣贤地位。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我在下面将慢慢讲出豪杰如何是圣贤,圣贤如何是豪杰的道理。
今试问:圣贤与豪杰,既然有此两个称呼,则其分别究在哪里?我想这个分别,简单地讲,只在其表现上。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如我们生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你要来明道淑世,做一个董仲 舒,当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时代,来做一个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也较省力。因外在条件配得上。这些人,纵不能说他们便是圣人,但至少也该说他们是贤人。可是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了。孔子、孟子,何 尝不从特立独行的路上过,不然也不成其为孔子与孟子。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人总得要有一股气。孟子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一 个豪杰,正为他有一股气。这气字,不能拿现代的科学生理学或物理学来讲。中国人普通讲话,常说这人有志气,志下连带一气字,其实气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说,我未尝无此志,只恨外面条件不够。如此之人,则是虽有志而没有气,所以志也不立,就没有了。又如说勇气,勇也要有股气。没有气,怎能勇?“三 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国人讲智、仁、勇三德,智与仁之外,还要有勇。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直到他老,孔子正为有一股气,所以这 个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圣人身上,比较不着痕迹。一个豪杰之士,则显然看出他的一股气来,随时随地随事都见他尚气,又比较显露,或比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杰。有志有勇,所以能立节。节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分寸。不论世界衰乱,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杰。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能特立独行, 到得圆满周到处便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说人身生理,有血气,有骨气,从血气中有勇,从骨气中见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动物软骨汉,人之死生,也只争一口气。天下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道德,也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圣贤。我们也可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 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
只要他是个圣贤,可不问他的功业。只要他是一个豪杰,也可不论他的成败。中国最大圣人孔子,他的品评人物,也是双方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则是孔子讲到吴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称许吴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级了,甚至社会人群无法称赞他。 孔子共说了两个民无得而称的人,一是吴泰伯,另一个是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尧的伟大,无事可举,说不出来。舜则有好多事可举。但尧、舜同为大圣。孔子当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吴泰伯。吴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吴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历,王季历的儿子就是文 王。吴泰伯三兄弟的父亲太王,很喜欢这个小孙,说他将来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吴泰伯对他的二弟仲雍说:“我们跑了吧,我们跑了,父亲可把王位让给三 弟,将来可以传给小孙,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们两人就跑了。孔子对吴泰伯十分称赞。父子各行其是,说孝却不像孝,说让也不见让。道大无名,无法称赞他,孔子就把吴泰伯来上比尧。
第二个孔子称赞的是伯夷、叔齐。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轻易用仁字来称赞人,但却称赞了管仲,又称赞了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君之二子,父亲要把王位传给叔齐,父死了,伯夷说:“父亲要你继位,你继位吧!我跑了。”叔齐说:“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让给了中 间的一个。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齐从路上大军旁站出,扣马而谏,说:“你不该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亲刚死,该守孝,不该去打仗,此其 二。”周武王手下要把两人拿下,幸而姜尚说:“这两人是义士,放了他们吧!”放了以后,周朝得了天下,可是这两人说:“我们不赞成。”但大势已定。他们不 吃周粟。到山上采薇而食,终于饿死在首阳山。孔子大为佩服,说他们是“古之仁人”。孔子也并没有反对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极尊崇周公,自己还要复兴周道,曰:“吾其为东周乎。”可是孔子又讲那一边,直从吴泰伯到伯夷。当知要做吴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气有节,特立独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样在历史上有影响,有作用。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来写《史记》。《史记》里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世家第一篇,不是鲁、卫、齐、晋,而 却是吴泰伯。吴国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时代才见到历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列传第一篇则是伯夷。中国人的历史人物观,孔子以下,经太史公这一表扬,一面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同时另一面还有吴泰伯、伯夷。其实孔子自己,正是兼此两面,所以成为中国之大圣人。
上面说过,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则向来不这样说。如说圣人,这圣人究是一政治家呢?军事家呢?外交家呢?经济家呢?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又如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 的赤裸裸的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 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本文选自国史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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