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伟:由儒家之德反思人性

提要：中国人的“人性”中没有宗教意识，缺乏负罪意识，当然中国人就没有西方的牺牲精神和负罪的忏悔意识。以自审意识和忏悔意识为基础的丰富的精神痛苦是否过于隔膜？使他们因受到触动产生罪感而反思自身人性的善恶。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中寻找人的本性，实现人性向善弃恶的本质目标。

本世纪以来，虽然中国稍有间断，我们却向西方学习，可是也看到西方的东西一引进来就变了质，非但学不到西方的好东西，反而把中国的好东西也丢掉了，但究竟是什么妨碍西方那些好东西得以动作的条件和机制呢？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基本转型的是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某些部分，而不是精神文化。

很多知识分子所固守的观念，落后于广大民众；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观念比较先进，但他们太看重自己的“精英”身份，与广大民众有很大的隔阂，广大民众并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结果，也就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我们缺少西方人文精神方面的长久启蒙，而传统的东方美德又无法在高节奏、高消费的社会生活中立足，因此在精神文化上处于一种既缺少“外援”、又缺少“遗产”的枯窘状态。这种文化生态，正在进一步酿成恶的循环。

一、儒家学说中的德论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强调的是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内得于己”强调的是搞好个人的内心修养。性，《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它主要是本体之道在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后来儒家大力发展了人性学说。德性就是从善恶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质，指个人在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一贯的特点和倾向，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幸福，是个人由于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而引起的一种内心满足，它指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感受。而道德的作用就在于消解对立完成合一。

道德的出现就是源于人类社会的结合，而结合同时意味着分离。人类社会不再是简单的动物式的结合，而是有了利益相关的组合，这代表着利益的分离，因为个人有了对自我及自我利益的认识。道德的出现是使人重新认识到他人和社会的存在。道德是以自律和他律的结合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内心，在这种规范中确立自我之道德的主题。“人须有为己之心，才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克己才能无己、无我，而只有无己无我才能最终成就自我。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告诉我们天下本是一家，天地就是我们的大父母，对天下万物施以仁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道德教化的过程正是走向这种一体化，实现道德大我的过程。

对于个人而言道德是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人们可以选择过道德的生活或是不道德的生活，对于如何选择没有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可以约束。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却不能让人因此而有德性。也就是说即使按照道德规范来行为的人，并不一定是具有德性的人。所以在这里德性更多的是发自内心得到的要求，道德不是一种外在规范，而是一种本能反应。

当我们在行善助人时，不再是进行利益权衡，我这样做会得到什么，不这样做会失去什么，它不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而是一个必然选择。救起一个落水的孩子就像是要自救一样的简单，没有得与失的比较。这不仅会给我们带来别人的尊敬和爱戴，当然这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同时它还会带来内心的坦然。我们不会因放过一个救人的机会而内疚，也不会因在救人中受伤而怨恨。我们得到的是真正的随心所欲，这是在德性之后获得的自由。道德追求的过程就是孕育幸福的过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目的已不再是简单的寻求幸福而是对一种生活状态的追求。改变对生活的态度，以一种宽容的心态看待生活中的一切，既是对德性的获得又是拥有幸福的必然手段。所以我们追求幸福的过程就是完善自我德性的过程。

二、现代中国的人性之痛

物质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会加速人的欲望，如果不加注意，就容易出现一种通病，人文精神、人性的关怀，可能会受到破坏。物欲膨胀所带来的人文衰落，是一种“通蔽”，是普遍的，是时代病或文明病。而中国人奴性的由来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异族奴役、精神礼教、社会心理、教育制度、思维方式六个方面。奴性的动力是来自于对自己所处文化氛围的不满和无奈，而这种不满和无奈是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受压抑和精神上的无出路。消除广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的主从，奴役关系的途径，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希望人能有理性的自觉，其实人不仅是有理性的动物，还受到非理性的支配，当揭开了压在心底人们理性之上的迷信的盖子，唤起的不仅仅是人的理性，同时还必将会把非理性的一面也唤起来了。人一旦被唤醒了，就会有任何事情发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当代中国人便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但是事实却是，经济发展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人的素质本身还得人自己去努力提高。这些说法，都是遇难而退的讨巧说法，不足为驳，此种现象只能说明，中国人素质普遍低滑，自我反思能力太低，纯粹有素质、有德性的人数又太少。

传统的中国人根本的毛病在于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性，即使在他们对权势者进行批判时，这种依赖性也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而且，更有儒道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还是以各种方式从政、佐政、“报效国家”，对知识学问的一切探讨，对真理和美的一切追求，最终无不是为了这一政治目标、服从这一目标，当然也随时能够为了这一目标而被抛弃和牺牲。有了这一根本目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为真理、学术、艺术和美本身而献身的精神，却在根本上把这些都当作仅仅是手段，是“载道”的工具，他们只不过是各条“战线”上的士兵，这些“战线”全都听命于中央政权或代表“天道”的政治势力的政治号令。大批原先处于体制外和边缘的知识分子“有道则现”，进入了体制内，因而一开始就是带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心态参加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情结，一直要到1989年以后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动摇，知识分子才开始大批地“越名教而任自然”，集体地走向“人文精神失落”、“道德理想滑坡”的“渴望堕落”的“痞子精神”。

三、扬弃儒学之道端正人性

当代人之本性的出路正在于走出崇尚封建大儒独尊的幼稚病：自然崇拜、赤子崇拜和大众崇拜，而努力探求和建立一种成熟的独立的个体人格。只有对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所谓“圣人之德”）来一个自我否定，才能为新型道德（“小人之德”）开辟道路，才可能建立起现代社会的新人文精神。从个人来说，当代人文精神的出路不再体现为匹夫应以天下为己任，本着一片赤诚之心为社会提供一套标准的行为规范，而是体现为对自己的“本心”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通过这种批判可以改良国民精神本质，重新成为好人，保持住纯洁无辜的“本心”。

人性批判则不是要通过一代或几代人来改良国民精神，而是要建立一种责任意识，即意识到人性本质上的恶，忏悔和反省是每个人永远的责任。个人主义被理解成中国传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狂士风度，失去了普遍性，人道主义则被理解成中国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圣人主义，失去了独立个性。必然在内心极端痛苦中导致自己和“生命从速消磨”的悲剧。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是一种极其幸福、极其温顺的阿Q哲学，即“精神胜利法。”以尼采为例，笔下的“疯子”充满着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极端痛苦的追求，这种罪感和这种带罪超越感是庄子绝对没有的。内心痛苦并不是来自于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而是来自于在强大的传统及世俗压力下不能或不敢将自己的真心敞露出来，即来自于无法做到自我肯定、自满自足。

传统是什么？随着时间的推进，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这些外部演示的传统正在不同程度的渐渐消失，可是对于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的欣赏、崇拜和玩味却成了人们体现文化品位、维持文化认同的最后的堡垒和图腾。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最有吞噬力的精神黑洞，无数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都不幸栽倒在这个黑洞里。这种精神空间十分狭窄。精神色彩单一，被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腐蚀了灵魂、被权术、暴力、奴役、仇恨扭曲了神经的生活，——这样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依然持续地存在着，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发生改变，很难说我们已是现代人了。是的，传统已融入到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了，融进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中了。中国人一直在学习西方，即“拿来”的时候，并没有把西方看得很彻底。

四、西化人性观对传统道德的影响

一个文明的核心是这个文明对人的看法：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西方文明对人的看法来自基督教，一般也公认西方文明的根源是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又夹杂着马丁路德“改教运动”，那是对圣经精神和纯正基督教精神的回归。而文艺复兴、马丁路德改教和后面的启蒙运动同时是推动西方近现代发展的三个决定性的运动，而我们只关注到了他们文艺复兴和启蒙这个层面的民主、自由与科学。以科技为文明，以富有为文明，或者说以议会制民主为文明，这一切都不够，根本在于立人。他看出了20世纪西方的局限性，看到他们这种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民主化以后的局限。

经济的发展、政法制度的建设和心灵的重建是中国现代化的三大根本问题。所谓心灵的重建，即提供对于人生意义的解释，和由此基础上完成的道德伦理的重建。其中心灵的重建是常常被忽略的问题。目前中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个人权利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政治伦理问题，个人权利是社会伦理问题，大家都在关注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在这些起码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原则难以确立的情况下，就算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注这种原则，他分不出心力来关注另一些东西。姑且不说精神上受到某种遮蔽，无法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他的言语中也无法关注它。

与西方现代文化不同，西方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不在于确立自我，因为自我已经实现，相反他们怀疑自我、反思自我、质疑自我；而中国现代文化主要任务是在确立自我，这是当前的问题所在。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要诞生真正的现代个体的时代，而不是个体已经存在和社会构成了截然对立的时代。我们谈批判、谈否定、谈和社会的对立，其实都是为了诞生自我，而不是自我已然存在。从专制文化土壤里走出的人如何确立“自我”呢？一句话，我们每个人应进行自我批判。在对中国现状变革的侧重点问题的看法上，外取容易，而内省最难；外取正因为容易，所以效果常流于表面，易形成“热点”甚至泡沫；而内省正因为难，所以少有人肯下力气，而真正的变革恰好有赖于此。

自清末一百多年来我们“外取”得不可谓不多，但后来均变了味、变了质。中国式的求取内心“自由主义”的“自由”表面上是达观的乐天性的心灵自由，其实质却是中国人阿Q式自慰精神，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式的专制之所以合法地存在下来的理由。而这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绝大贡献”。正是在“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的指导下，现代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才得以推进。

自从中国人接触西方文化以来，对西方“抽象人性论”的抵触和批判一直是我们的一种近乎本能的倾向，我们不要抽象，只要具体。这不能不说与我们民族固有文化中的某种偏向有关。但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就在于，尽管抽象不能脱离具体，但只有从抽象才能上升到真正的（而不是“表象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

参考文献：
[1][德]莫里茨·石里克.伦理学问题[M].孙美堂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王国银.德性伦理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3]何怀宏.良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6]魏英敏.新论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来源：节选自《中国校外教育》（理论） 2013年1期。作者：任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