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论“士”与知识分子的区别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由于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是一体的。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换言之，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取向也随之而变。与这一社会变动过程相伴随的，是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的制度改革进程。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应乡试，本不合科场程式，依例应不取;却因能用“最新天文家言”解《中庸》文字，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会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的现象“今无闻焉”。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科举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如果仅是考试内容改变，讲旧学者尚有一些选择余地，因复旧并非不可能，社会上也确实存在如此估算之人。到科举一废，不会新学者就只能失馆，已不仅是束脩厚薄的问题了。“士为四民之首”，本多受社会供养，但那是总体言之。对个体读书人而言，自己能够谋生是必要的基础。这才是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从耕读到政教的传统之路已不通，意味着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的整体转向。新办的学堂不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满足众多期望在社会阶梯上升等之人，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作考察。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的论者即以为，以“举贡编修、八股名家”这样的“老朽无学之人”来教书，只能误人子弟。其实这里所谓的“无学”，是指无西学。若以其授西学，大约真会误人子弟。但如果他们只传授旧学，结果又如何呢?而且，当时留学生的西学程度，是否像一般人认知的那样高呢?少年胡适所受教育之新与旧，很能给我们一些其所处时代的启示。

胡适在家乡安徽绩溪上庄受过九年传统的私塾教育，转入上海的新学堂梅溪学堂，六个星期后即因能纠正老师的“国学”错误而一日之中跳升了四班。后来到更有名的澄衷学堂，一年中仍能跳升四班。靠着国文的优势，他得以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英文算学之上，两年后考入号称“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的中国公学，同学皆为因抗议而返国的留日学生，但胡适在学校里竟然以英文好著名，算学也“毫不费力”，反而将功夫用在学做旧诗和写白话文章之上。

胡适的经历提示我们对当时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认识。首先是上海新学堂的国文不如绩溪上庄的私塾。胡适除了在中国公学时外，一向是以国文占优势的。但他的“国学”，在那时其实并不很高明。他对“经义”，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对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他的工夫也相当差。但这样的胡适在上海却一向以国文吃香，可知那时十里洋场的国文已大衰。但上海学堂的“新学”水准，则还是相当不错的。胡适在中国公学竟然以英文和算学见长，可见那时许多留学生，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至少从日本回来的许多留学生在“新学”方面的知识水准实际上远不如上海有些私立中学校的学生，而这些留学生恰多是在各地新学堂受过训练者，则同为新学堂，其间的差距也可以相当大。

实际上，可以说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其一个后果就是传统教育最讲究的“读书写字”的基本功已较前薄弱。那种眼睛盯着少数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在与口岸没有怎么“接轨”的乡间还基本存在。而胡适正靠着乡间“国文”的训练，在那“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学堂，打出了自己的天下。也是靠着旧学的基础，再加上澄衷学堂的英文训练，他就能击败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一举步入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真正全国性的少数精英群体。

胡适的经历同时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早期留学生多边缘人物而少“良家子弟”，到科举改革时，留学已渐成学子的众矢之的。严复在1902年观察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胡适自己在1910年赴京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就曾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这种心态到民国后已成普遍现象，民国“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许多人愿领此赏，就最说明问题)。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留学界官费者居十之六七。”他注意到：今日“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他们“以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那时一旦得一本科学位归，即被“尊之如帝天”。世风的转变是极为明显的。

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提示着近代中国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大变，即四民之首的“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的逐渐消失和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士”的消失意味着四民社会已成为历史，而四民社会的解体本身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造因之一，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

“读书人”正是过渡时代的士与知识分子的共同点。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那一两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确有某种困境。由于新学先已成课士考士之途，清季最后十年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近代中国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恐怕已与传统的士大不一样;反之，这一代士人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存在虽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态方面，却每有相近之处。当读书人的主体已是知识分子之时，上一代的“遗士”有时也不免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复盖。反过来，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行为上，也处处可见士的余荫。

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一句话，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议政与参政的区分也是一种“现代”的区分，对传统的士来说，议不过是参的一种形式而已)。

民初知识分子大体上认同于士这一社会角色，也力图继承士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即停止在议政阶段，作“社会的良心”，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更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干脆钻进象牙塔，像胡适所说的“回到故纸堆中去”，不问世事(这恐怕更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故他们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愿意”的。

当然，个别趋新士人如蔡元培，专门提倡读书人不做官不议政(虽然他实际上既议政又做官)，多少表现了时代的变化，即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居读书人的主流。像章太炎和梁启超梁这样最后一代的士，早年处于思不出其位的时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时的议政就是参政。他们晚年都基本以讲学研究为主，看上去很像知识分子。实际上，他们像传统士人一样，是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但社会既然已大变，他们到底也只能是议得多而参得少。章、梁等不得不议政多于参政，甚而有时不问政治，都体现了从士的时代转化为知识分子时代的社会大潮;他们在思想上仍欲为士，但社会存在却分配给他们一个越来越近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给这批人的生涯增添一笔悲剧的色彩。

这一点最为对章、梁具同情态度(不是陈寅恪所谓的“了解之同情”)的研究者所忽视，他们常以自己后起的知识分子心态去解读传统士人，以为章、梁晚年专意讲学是已由政治活动中“觉悟”出来，故投入更长远的思想文化之中;而对其终不能完全脱离实际政治，每表示惋惜。须知主张学术与政治分流、以为实际政治“肮脏黑暗”，都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才有的固定认知，对传统的士来说，政治本应该是“清明”的，其出现“肮脏黑暗”的现象恰因“道”不行于天下所致，士人本身先负有一定的责任，更有纠而正之的义务。对他们来说，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

所以对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参政甚而只议政，都多少存点耽误了学术工夫的遗憾。而章、梁等虽也常常被迫回归学术，却是作为天下无道、不得不退隐以挽救人心的被动选择;他们要想参政那种“待时而起”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故其并不专意于学术，总是又议政又参政，一有机会甚至一有可能，他们仍旧要“出山”身与直接挽救世道的努力。北伐之时，久已不谈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想认同的北方已无希望，才渐渐歇手。

梁启超在1927年5月给他儿女的一封信，颇能表现过渡时期士与知识分子心态的异同。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盖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组党，而他又讨厌政党生活。“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梁氏最后拟取妥协的办法，就是对政治议而不参。可是新一代的读书人丁文江，却主张梁“全不谈政治”，专做学问。梁启超又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丁文江所说，其实只是他对梁在学术上发展的一种希望，因为丁氏自己那时就在直接参政。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梁、丁、胡三人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正可见身历从士到知识分子过渡的当事人心态转变的痕迹。


简言之，清季民初读书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士与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民初的知识分子虽然有意识要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却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总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民初知识分子的许多行为在当时即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在今人看来也充满“矛盾”的一个根本因素。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知识分子可以与其他各社群都有所关联，但其浮动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其他社群的疏离，而疏离的结果就是自身的边缘化。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是当前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