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建民
钟元，一个滴滴司机奸杀案件在中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人们从开始对滴滴平台的质疑，发展到如今对钟元这类人员的剖析，以及犯罪原因的追踪。在面对社会加速变革中，人们试图从中找到，这个社会如何来避免如此恶性事件的再次重演？甚至希望找到如何来挽救这类人的方式和方法。许多人在深刻反思，钟元问题到底是个体问题？还是一个现实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
钟元，滴滴顺风车司机，从他的成长至少有四个非常典型，即典型的偏僻山区成长，典型的第一代打工群体的孩子，典型的留守儿童出身，典型的背井离乡的第二代农民工。如果没有8月24日在温州的乐清市强奸残杀20岁的花季女孩这场悲剧，或许钟元还在城市里与许许多多有着同样命运的二三代农民一样挣扎着。
公安系统的朋友告诉我，与钟元有着同样成长经历的人，现在已成为犯罪频发人群。20至30岁年龄，出身贫困山区，没有接受过基本教育，从小父母打工，由爷爷奶奶带大，成绩不好，性格内向，初中没读完辍学打工。钟元来自四川贫困大山区，成绩很差，好不容易托人去某技校上学，毕业后做小生意，把家里积蓄全部亏了，然后债台高筑，无所事事，整天想着一夜暴富。
钟元的父母多年前就去外地打工，钟元这些打工二代在互联网时代成长，但基本心智没有成熟，看了太多一夜暴富的故事，经历了有毒食品，出售假冒伪劣商品，欺诈被骗和骗人，不愿意去工厂辛苦上班，放荡不羁，性需求等无法得到满足。几乎所有这类人的经历特点，都能在钟元这里找到。
有媒体去了钟元老家，也进一步证明了一切，钟元多数时间在成都打工，这符合农民工越来越多在省内打工的大数据。他开三轮车卖水果、卖饰品，前两年在老家镇上开过奶茶店，开奶茶店，赔了10多万。钟元是家里独子，他的父母辛辛苦苦挣下40多万，全部被儿子挥霍一空。两三年前，钟某花了几万元买了现在的车来跑滴滴。
有人人肉了钟元，他在作案前半年，不停在现金贷平台申请贷款，总共申请了57次，成功56次。最近一个月借款次数高达31次，每天都在借钱。他已经失去了自我。
今年春节后，钟元同父母去了温州，这才有了用四川车牌在温州开顺风车，女孩致死的惨剧。
钟元在四川老家有女朋友，16岁，他曾带女朋友见过爷爷奶奶。看看这女孩子的年纪，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城乡差别，这时代差别，这人与人的差别，或许，中国有些地方真的还停留在上世界初，这样的落差，恐怕许多生活在城里的官员是无法体会到的。
我们时常说许多时候是时势造就一代人，尤其是当人们生活在一个多变时代，往往会让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付出沉重代价。比如五六十年出生的一代人，网络有许多流行的语录，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读书时文革读书无用论，还没有成年就遇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弄回城里，结婚了又是独生子女，改革开放企业转制职工下岗。历史似乎从来没有去眷顾他们的心理感受，总是一次次去折腾他们。这就是历史，历史许多时候是无法选择的，谁让你出生在这个年代，成也历史败也历史，正如有人说文革造就了一代精英，但文革也毁了一代精英。因此，许多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有着时代深深烙印，而这样的烙印，时常并不完全是个体的错，个体责任是控制能力的强弱，而社会和政府，甚至组织者的责任谁来追究呢？
而钟元的今天，正是历史造成的，但历史的孽债终究还是钟元这一代人来偿还，他们也必将承受着这样的一个一个历史的现实，他们一脸茫然，他们还年轻，却在人生路上徘徊着，怪谁呢？我想也怪不了谁。钟元从小所受到孤独、无助、歧视，或许是许多没有经历过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这样的经历，没有经历过的人，或许不能理解，但是现实却是明摆着。
这三四十年来，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工业化历程，但到现在为止，社会保障均等、户口、土地制度，还在严重制约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后来，由于变革时期泥沙俱泻，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甚至一些地方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差距更是扩大。
有人说钟元只是个案，但个案中难道就没有共性吗？我看有，其他民工群体又如何呢？他们这代人是经济的秤砣，这些人过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挣脱中产收入陷阱，这些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中国制造业是否能够转型成功，进入城市中产主导的社会。
我时常与一些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甚至目前到了第三代农民工交流，他们的话常常深深刺痛我，他们就像许多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的人，出去了回不来了，回中国他们像外国人，回外国他们又是中国人，一颗总是悬着心，已经没有他们安身之地了。而这些二代三代农民工也是如此，回农村，他们心已经与乡村格格不入，甚至走在从小玩耍的村道上，有种完全不适应感受。有家没有工作，回城市，他们又是人为被城市隔阂着，有工作却没有家。游离于城市之外，又游离于乡村之外，他们到底属于谁？时常他们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或许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弄明白。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今年4月27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7亿人，同比增加481万人，增长1.7%，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增长更快，已经有1.4亿人了。据媒体报道，流动人口犯罪比例已占到了全国各地犯罪总数的70%以上，且流动人口犯罪存在“三高”现象：高犯罪率、高逮捕率、高羁押率。18-49岁农民工是犯罪主要年龄段，而18-29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中国二三代农民最集中年龄，因此，难道这样的犯罪率没有任何关系吗？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朋友，很多有心理问题，从小欠缺最起码的家庭温暖，很大一部分群体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本质区别，比如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三农”，不愿意务农，不会种田；他们也不愿意吃苦，更想不吃苦，比如不再愿意去建筑工地，更不愿意去做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苦力，比如环卫工作等等。但他们一个共同特点，原因从小留守和家庭贫穷，加上性格缺陷，学业的荒废；他们靠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养大，尊重父母一年见不一次，既有隔代溺爱一面，也有父母聚少离多亲情缺损一面；既向往城市生活，却又没办法在生活的三四线以上城市立足。根据十年前的数据，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没有分到地。
钟元无疑是典型，因为他代表了至今还在城市里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缩影。对于高企房价，对于超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他们有许多无奈和苦恼。他们在迷茫中前行，他们既是城市中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城市不稳定因素。在城市里，他们总是找不到自己把孤独的心安放之地，对于未来，他们既充满憧憬，也充满着未知的不确定性，在没有安全感中，他们既在寻找安全感，也在破坏安全感。对于这类人，我们时常既是憎恨，又是同情。社会稳定需要无数个群体构成支撑，每一个群体都代表着这个社会的结构性稳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给某个群体以安全感，那么，我们结构性不稳定，终究会导致整个社会不稳定，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实就是如此。
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有许多社会积累性矛盾，总是要解决了，回避解决不了问题，惟有改革才能解决。二三代农民工问题就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或许坏事变成好事，如何解决不好，那么，将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钟元就是典型一个。如何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看胆量和决心，比如取消户籍的限制，让农民工能城里安居乐业，比如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求学、就业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顶层系统考量时候了，再回避带来或许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