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棟星
<商總的成立是筹組者同中華總商會争奪僑社領導權之産物
被譽為菲律賓華社龍頭的菲華商聯總會（簡稱商總）1954年成立迄今己68年。面對新時代的挑戰，特别是華社新興团體的崛起，商總為維持這一盛名，領導人疲於奔命。有謂：自前届選舉以後，商總己進入“集體領導時代”，董事會是最高權力機構，領導人因此不能像新興团體領袖那様當機立斷。影響所及，華社也感到商總現在己不像過去那樣乾坤獨斷，領袖群倫。
商總被稱為菲律濱華社的最高領導機構，擔負的使命比任何社团重，工作也包羅萬象。而其結構也错綜複雜，每届選舉内耗嚴重。新冠肺炎肆虐，奪走商總許多精英的生命，也改變了許多“老僑”精英的人生觀和生活方式，随着老一輩的精英逐漸淡出，年輕一代對華社認識不足，還在缎練當中。也因此，在面對新興团體的挑戰，因文化不同背景迴異認知差異，有時不免出現窘態，讓人覚得商總正在“弱化”。3月8日李榮美先生在〈商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華社對商總的期望”便指出，“商總從主導變成被導，商總领導華社的地位開始動摇”，生動地刻劃商總現在的困境。
商總標榜為民請命，維護菲律賓華僑華人的合法權益。菲華資深報人吳文煥在其编著的〈華社正道是滄桑〉另有見解，指出當年商總的成立實際上是筹組者為争奪華社的領導權而產生的。
吴文焕在該書“諸論”中指出，“商總從它的成立和成立以來，特別是在1975年菲中建交後，圍繞著對它的領導權之爭奪，是很能說明國共在華社和對社團、華校、華文報爭奪領導權和控制權的問題和現象的，是一個窺一斑可見全豹的突出典型。商總的成立是其籌組者同中華商會爭奪對僑社的領導權之產物。”
吳文煥續説，“商總，包括籌建商總的主要人物和集團，同岷里拉中華商會存在矛盾，以及在商總於1954年成立後，岷里拉中華商會此前在僑社領導地位即為商總所取代或被商總奪得，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那麼，除了矛盾和領導權的爭奪外，這裡頭是否有什麼政治因素呢？不能說沒有，只不過其色彩並非從一開始就那麼明顯，尤其是在岷里拉中華商會一方。”
吳文焕分析説，“由於中華商會在僑社和菲律濱社會的實力地位和影響力，以致它有條件可以不受本地的國民黨勢力支配和影響，從而不但同國民黨產生矛盾，甚至成了它欲控制僑社的障礙。也就是說，中華商會本身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傾向，但由於客觀形勢使然，它的獨立性和不受國民黨支配，竟使它成了國民黨的敵對力量和組織。它是被動地被蒙上反國民黨之冤，從而受排斥，被國民黨視為非吾族類，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戴上「紅帽子」，就像他們後來對待李清泉在1919年創辦的《華僑商報》那樣。”
吳文煥認為，“籌組商總的一方，其政治色彩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的。這可從兩個方面看出。一個是當時的國民政府駐菲律濱大使陳質平的公開直接介入。商總之受台灣的國民黨控制和指揮，本就是公開的秘密。商總的這種情況，一直到1999年的第22次代表大會選舉，親台勢力敗北，「九人幫」的退出商總才有根本的改變。但這時離1975年菲中建交已24年之久，經過12次代大和12屆職員；雖然國民黨對商總的控制在1994年商總的東北亞之行對中國的第一次破冰之旅時已開始鬆動。而國民黨對商總的長期控制和不甘心放棄，在他們能成功地阻擾同當時的總統馬可斯關係密切的大班陳永栽出任商總理事長達18年之久這一點，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難怪陳永栽在1999年終於當上商總理事長後，曾風趣又頗有意味地喻之為商總的解放。就商總和菲華社會的歷史來說，1999年確是里程碑的一年，有著標誌性的重要意義。“
陳永栽自己比喻是“蘇武牧羊”，經過十八年才當上商總理事長。這固然有商總當年受國民政府控制的客觀事實，實際上也有他的一些商業競争者籍國民党的勢力對他横加阻欄。誠如吴文煥先生在書中所分析的，所謂的“親共”份子並不能指他們絶對是親北京政府的。縱觀華社，真正有思想主義信仰者並不多，華社的紛争，特别是領導權之争，基本上都是私人恩怨，更多的是“意氣之争”，互不服氣。
當年國民政府為了掌控華社，際成立商總来取代有“獨立思想”的岷里拉中華總商會。商總現在面對新興团體的挑戰，商總在華社的領導地位以後會被其他新興团體取代嗎？（就如當年它取代岷里拉中華總商會那樣）歷史會重演嗎？商總未来向何處去？
< 王尚助與三千逾期遊客問題
中國抗日及國共內戰期間，民不聊生,很多人為了逃避戰亂，遠赴東南亞。戰後，菲律賓政府推行“菲人第一“政策，華人受排斥，菲華族群關係緊張。1950年菲政府以防止共產黨分子滲入為由取消中國移民限額, 很多赴菲投靠親友的中國僑眷以遊客身份来菲。期滿後繳納保證金,暫時繼續居留，但始终没有居留權。
逾期遊客在菲律賓的生活異常艱難，他們受到執法人員無休止的騷擾，東躲西藏，居無定所，做生意找工作、找對象結婚樣樣難。
菲移民局統計,當年這些逾期遊客共有2745人。菲方堅持他們必須離境,台灣國民政府則認為他們是"政治難民",可以依靠在菲親友謀生,菲律賓應予收留,拒絕接受遣配往台。逾期遊客歷經多個政權解决不了，成為“政治皮球”，困擾華菲两族。
菲華資深報人吳文焕在其編著的〈華社正道是滄桑〉書中“上世紀七十年代逾期遊客的解决”一文中概述，1958年菲外長塞利安諾(Felixberto Serrano)和台灣駐菲"大使"陳之邁談妥,逾期遊客分批離境,第一批離菲前辦好改變身份的手續,並以改變的身份到菲之後,第二批始行離境,再行申請到菲。吳文煥指出，”這些過期遊客如果被依法遣配，按照法理，是應遣返port of origin（來自的港口），而台灣卻非他們來自的港口，既不應和不可遣配到台灣去，且台灣也不願意接受。”
此死結無法解開,逾期遊客問題長期陷入僵局。1975年馬可斯總統準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為了避免建交後尷尬的處境,遂下令讓這批逾期遊客以"難民"身份取得居留權。當時的商總理事長蔡文華先生獲馬可斯總統通知，遂物色一位有膽識和能力的遊客出面代辦此事。結果，歴史的重擔落到了有“遊客王”之稱的王尚助身上。
王尚助（左）與在商總提倡插中國國旗的莊鼎水
1947年19歲的王尚助以學生字身份來到馬尼拉，為了保留居留權而進入學校讀書，一路念到了碩士。他半工半讀, 熱衷於學校社團。1953年王尚助在他就讀的計順學院組織了菲華歷史上的第一個大專華生會，並在主流媒體為逾期遊客打抱不平，嶄露頭角。受到蔡文華的賞識，鼓勵他出面辦理逾期遊客居留的事。
王尚助臨危受命，暗中聨絡逾期遊客，廢寢忘食。在當時移民局長黎耶斯的助理未文地律師指點下，查找到美國移民法第245款所規定的改換移民身份,即容許非法移民無須先離境即可申請為永久居民這一美國移民法先例，經黎耶斯局長向馬可斯總統要求，解決了遊客須先離境的難題, 才有1971馬可斯簽發的419號行政令修改移民法，讓該近三千遊客不必離境再返菲辦理居留手續。王尚助的這一貢獻也惠及了後來在亞謹諾夫人執政時根據324號合法化和在藍慕斯政府根據7919融合法獲得合法居留的數千華僑, 以及所有受惠的其他外僑，真是功德無量。
馬可斯總統破除菲律賓歷年來族群歧視政策，解決以往政府遺留下來的華人逾期遊客問題。長期以來，因無合法身份而滯留菲島的逾期遊客引發的外交爭端得到了妥善解决。
王尚助不辭勞苦為維護逾期遊客的利益東奔西走, 幾經波折，终于大功告成。不過，他却是最後一人獲得居留資格的。究其原因，他當時建議欲辦理居留的逾期遊客在蔡文華主有的“太平洋銀行”開戶存入申請金, 一逸永勞地解决費用的問題，但遭有些遊客誤解，有人誣告他為勒索頭子還被軍部情報單位傳訊，連續問話四、五個小時。幸得當時信孚保險有限公司(Pioneer Surety )的老闆許友章先生保駕護航，以其社會威望和實力阻止宵小對王尚助先生“犯難”，危害其生命安全，王尚助才得予繼續為遊客奔走。後來，在故商總理事長高祖儒先生的幫助下，王尚助的居留權最後才獲得批準。
蔡文華（中）與國外政要
高祖儒（右一）率领商總要員訪馬來西亞
王尚助先生談到當年逾期遊客問題的解決，總是念念不忘故蔡文華和高祖儒先生的功勞，以及故許友章先生的庇護。
王尚助自始至終是當事人和親歷者，如今高齡94歲，雖然已到耄耋之年，講話仍鏗鏘有力，精神抖擻。過去有撰史者漏掉蔡文華先生在解决逾期遊客的貢獻，飲水思源，王尚助始終難以釋懷，欲在有生之年還歴史真象，如今藉吳文煥先生的生花妙筆與嚴謹的治史精神，還蔡文華先生應有的功續，终於落下心中一塊巨石，無愧於故蔡文華，高祖儒和許友章先生。
中華民族遷移的歴史，可歌可泣。菲律賓當年近三千逾期遊客的遭遇，及解决此問題波澜起伏的過程，涉及中菲两國外交交涉的歷史，反映出華菲两族當年的緊張關係，也折射海外華僑艱辛的移民史。王尚助與解决近三千愈期遊客的過程為世界移民史留下豐富的經驗。撫古追今，這件七十年前的往事仍具有現實的意義，也值得後来移居来菲的華人念兹在兹，從中吸收經驗和啓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