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总统的老岳母请来吃干股——从一位华商经历看印尼金融业兴衰往事（上）

   文：丁剑
    一个人赚的钱，12.5%来自知识，87.5%来自人脉。

       ——摘自美国斯坦福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

   历史的复杂，远远超出人们的喜好

破晓惊魂剑气森，掀天转斗浪千寻。

 都门伏虎空传檄，一夜风云变古今。

    这是《澳门日报》2010年2月13日刊登的一首诗。该诗附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而那篇文章所讲的故事，正是1965年9月30日午夜，印尼首都雅加达暴发的那场震惊世界的“九卅事件”。

    有关那次事件，众所周知，也众说纷纭，至今仍有未解之迷，本书在此不做评述。历史早已定案的是：45年前发生的那场未遂政变，使得印度尼西亚一夕变天，开国总统苏加诺大权旁落，军政强人大动干戈，千岛之国血雨腥风，并由此进入长达32年的苏哈多时代。

被军队关押的政治嫌犯。（图片来源：快乐记忆的博客）

    苏哈多——这位脸上整天挂着微笑的铁腕将军，带给印尼人民的首先是政治上的绝对高压。在他的统治下，印尼没有组织政党的自由，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工人罢工亦不许可。

    对于华人华侨，苏哈多政府不仅取缔了全国所有华社和华校，更采取一切措施，消除并隔绝中国文化在印尼的影响与传播。公众场合禁止华人讲华语，全体华人子弟只能到印尼语学校就读。在机场和港口的海关，到处用英文和印尼文写着令华人悲愤莫名的大字标语：“禁止旅客携带任何印刷有中文的纸张入境！”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它超出了人们的喜好，也超出了阶级斗争的恩怨，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显得苍白无力。比如苏哈多，既被说成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也被誉为印尼经济的“建设之父”。他一方面压制民主，并斩断华人华侨依恋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可谓倒行逆施。另一方面，他却领导印尼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欣欣向荣的“亚洲四小虎”之一，并一改前任苏加诺总统排斥打击华人资本的政策，转而利用这些资本投入国家建设，这就使得印尼华人在经济领域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空间。

    自他上台，印尼享有每年至少6％的经济增长率，贫困人口急剧缩减，国内生产总额从平均每人70美元跃升到将近700美元。

1970年代雅加达市区一角，当时的印尼已繁荣初现。

    在苏哈多时代，华人不准参政、不让从军、不能当政府公务员，总之不允许在政治上有任何作为。但与此同时，他也为华人经商打开了方便之门，鼓励华人在工商界大显身手——很多人因此成为名满天下的财富英雄。

   自1965年“九卅事件”之后，已实际掌权的苏哈多，于1968年3月正式当选印尼第二任总统。

    就在这一年，在泗水经商多年的忠诚五金店和钱庄老板白德明，做出了一个决定：举家迁往雅加达。

年轻时的白德明与妻子儿女在一起。

    雅加达，雅加达！

    作为一国之都，雅加达（华人又称为“椰城”）不仅是印尼最大的城市，也是东南亚第一大城市。既然是印尼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整个国家最上层的达官显贵和各种风云人物都在这里，它也因此拥有了自然资源以外的一切资源。

    雅加达是印尼的商业和金融服务中心，集中了全国批发贸易企业总数的10%，就业人口总量的20%，全国的主要银行、保险、房地产、证券交易、会计、广告和咨询等服务业，均聚集在此。

    这个热浪滚滚的城市，其复杂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很少有首都像雅加达这样，集现代与传统、富裕与贫困、宗教与世俗、单一与多元化于一身。一面是富丽堂皇的宫殿和数不清的豪宅，另一面却是随处可见的糟糕透顶的贫民区。它包含着印度尼西亚生活的一切酸甜苦辣，也具有社会与人生精彩故事的所有元素：权力和商机阴谋，阴谋和争斗，世间百态，万千气象，以及数不清的金钱与贫困。

雅加达苏迪曼将军大街。

    然而，对于大部分印尼人来说，雅加达无论如何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国都大门：或者使他们梦想成真，或者令他们失魂落魄。这里只有输赢，你来的时候，可以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样可以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你如果已经是一个富甲一方的资本家，也来椰城施展一番，财富在此裂变发酵，几何式地增长，成为呼风唤雨的工商巨头也大有人在。倘若时运不好，经营失败，亏到破产被打回原形亦有可能，这就是雅加达的魅力和魔力。它始终吸引着这个千岛之国各个岛屿上的居民，千里迢迢来此寻找梦想。 本文主人公白德明，当年在泗水已是事业有成，家境殷实，可以说已经是一位发达显贵的富豪了，为什么还要迁居椰城呢？

    一方面，白德明等一批眼观六路，伺机而动的华商，敏锐感觉到印尼当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变化：从 1967年起，印尼即开始了以经济建设发展为中心的新秩序历史时期。苏哈多的政府网罗一大批经济学家和专业人才，重用他们，放手让他们发挥作用。苏哈托每次发表讲话，都要讲经济问题，印度尼西亚的主要经济数据他能背出一大堆。印尼政府先后颁布了“外国资本投资法令”和“国内资本投资法令”，实施了新的第一个五年社会经济建设规划。同时还颁布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基本法令”，其中规定动员和利用华人资金积极参与印度尼西亚各项社会经济建设。

    苏哈多说：“为了建设，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华人的资金、经验和技术。他们的潜力确实比我们普通原住民大得多。他们的资本可能出现两种倾向：一是外流，一是干扰我们的经济。其实我们的建设需他们的资金，我们欢迎外国资本向我国的工业投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国内已有的资金呢？为什么不让这些国内资本发展壮大呢？”

    他呼吁华人与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以建设富强康乐的印尼。

中年白德明曾是总统苏哈托家中的座上客。

    常言道，春江水暖鸭先知。白德明在商场历练那么久，做过不少水泥、锌片（此锌片当然不是如今老美卡中国脖子的半导体芯片，而是印尼建房子盖屋顶普遍使用的一种大块铁皮瓦）进口代理的大生意，同时也干着开钱庄、放高利贷的行当，已经是个胆大心细的“老司机”。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这是企业发展的大好时机，而在印尼唯一具有国际化城市水准的首都雅加达，则是大商家们放手一搏的最好平台。

    另一方面，白德明的几个弟弟都已成长起来，各自成家立业，他们完全能够帮忙大哥料理泗水的产业，也需要在这个家族企业里拥有一定的空间。白德明可以腾出手来，到椰城开辟一个新天地。

    对于雄心勃勃的白德明来说，从泗水迁居雅加达，意味着对人生目标的更高追求：只有解缆扬帆，才能看到海天壮阔。

    “开银行不一定赚大钱，但你做其他生意就方便多了。”

    1968年，作为一名投资者来到椰城时，白德明只有35岁，风华正茂，筹畴满志。但是他的行为方式仍然保持着不慌不忙，沉稳低调的一贯作派。他深知雅加达远非泗水可比，这许多年来，千岛各地不知有多少和他一样的商场精英，身经百战，天南地北，三山五岳，都来椰城华山论剑，做成大手笔的买卖，便在首都工商圈里坐一把交椅。据统计，到苏哈多时代，全国已有33%的私人投资汇集到雅加达这一座城市。更何况还有大批椰城本土的世家子弟，家大业大，根基雄厚，哪一个都不是等闲人物。这雅加达不单是藏龙卧虎，而是龙腾虎跃，百花齐放，他必须小心谨慎，步步为营，诚交各路朋友，以和为贵抓住机遇，才能把事业做得更上层楼。

   雅加达如今拥有人口1100多万，1968年白德明从泗水把家搬来的时候，市区人口已达400余万。它的面积已扩展到650平方公里，也差不多比泗水整整大了一倍。对于一般初来椰城的人而言，这座城市密如蛛网的大街小巷和来回不同的单行道，很容易使他们晕头转向，找不到东南西北。白德明对此并不在乎，他的记忆力很好，什么路走过一两遍就不会忘记。早年他在泗水廖老板店里打工时便经常来椰城办货，趁机把整个雅加达主要街区转得一清二楚。虽然椰城传统的商业街和华人区多集中在北部历史久远的老城区，但在白德明的看来，从苏迪曼将军大道驱车由南向北，穿越雅加达市中心才是最惬意的。

    40多年前的苏迪曼大街，还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银行酒店，不过也已经有了现代化的雏形，代表着印尼独立之后的发展成就。白德明节假日很喜欢驾车在这里奔驰，他当时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也在这条印尼第一街上，建起了一座21层高的大厦作为其大松集团的总部。

现如今苏迪曼将军大街上并排而立的各国银行，左边第一个那座装饰着深色玻璃幕墙的大厦，是白德明创办的大松集团以及大松银行大厦。

大松集团大厦近景。

    苏迪曼大道与胡斯尼·坦林大道的分界处是建于1962年的亚洲运动会纪念碑圆形广场，也是雅加达经济中心区与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区的分隔线，广场旁边是著名的印度尼西亚大酒店。坦林大道两旁，分布着国家议会、财政部、外交部、国防部等政府部门，还有多国驻印尼大使馆，清真寺和伊斯兰教中心。再往北行，便到了开阔的莫纳斯广场。白德明1968年来到椰城的时候，由印尼国父苏加诺1959年下令建造的137米高的独立纪念碑刚刚落成，登塔眺望，雅加达全城尽收眼底。

    从莫纳斯广场再往北，便是雅加达老城科塔区，一条窄窄的芝利翁运河左右是两条繁华的大街——分别叫做卡渣玛达 (Gajah Mada)和哈炎乌禄 (Hayam Wuruk)，而华人聚集的草铺(Glodok)、大南门、小南门、班芝兰街(Pancoran)、三间土库（Toko Tiga)、石头桥、槟榔西亚等传统商业区都在这一带。

    几经比选，白德明在雅加达中区的卡蒂妮街旁买了一块地区，建好了自家的住所。卡蒂妮街是一条幽静优雅的道路，大树成行，枝繁叶茂。路两边都是风格迥异的花园洋房。这里距离市中心总统府和莫纳斯广场不远，交通便捷，附近有一条大路古农沙丽，全印尼最大的华商老板林绍良先生的住家就在那里。几年之后，白德明有缘认识了林绍良先生，又因为两家离得很近，遂成为天天见面，一起晨运健身的好友。白德明与林老板的交情，不仅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很多商机，而且使其跻身于印尼顶级大亨的行列——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故事。

     “星座”小银行

    日子过得飞快，一晃5年过去了。

     1973年白德明开始涉足金融业，他开办了一家取名为“星座”的小型私人银行。正是这个小银行的创立，在其商海生涯中翻开了里程碑式的一页，使白德明从此成长为印尼知名的华人银行家。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白德明投资经营银行业的呢？

    从大的方面讲，有必要了解一下印尼华人金融业的历史。

    早在上个世纪初，印尼便首次出现了华人银行和华人商会，这标志着南洋群岛的华侨资本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出现的都只是一些地方性华人银行，规模都比较小，其主要业务是吸收当地华人存款和为华商提供信贷服务。印尼最早的华人银行是中爪哇三宝垄巨商黄仲涵于1906年创办的黄仲涵银行，之后1918年闽籍侨商许金安也集资创办了巴达维亚银行，1920年坤甸华侨又集资创办华通银行。

    但在此后几十年里，尤其是印尼独立后的苏加诺时代，由于政府在经济方面执行“堡垒政策”，大力支持发展原住民经济，使华人资本遭到人为削弱。到1957年，全印尼华侨经营的银行只有7家。1959年黄仲涵银行又被苏加诺政府没收，至60年代初掀起的反对华商的浪潮，更使20世纪第一代华人金融资本家几乎全军覆灭，能够维持经营的只有教父级巨头林绍良1957年创办的中亚银行，以及金融奇才李文正1964年参与管理的宇宙银行等少数几家华资私人银行。

    1967年苏哈多上台后, 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视利用华人经济实力，华人经济发展由此开始出现新格局。在银行业方面，据统计：到70年代初,印尼除拥有7家国营银行外，还开办了120家私营银行和15家外国银行。这一时期的华资银行又重新开始复苏，并在发展中不断强大，逐渐成为90年代印度尼西亚民族商业银行的金融巨头。

    白德明1973年拥有的“星座”银行，最初是其从别人手上“顶”下来的，当然也是那个时代印尼政府允许开办的私营银行中的一家。

    从企业经营的角度上讲，应当说，在印尼凡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华人企业，都想建立自己的银行。一来可以为本企业融资、信贷、结算提供极大方便，二来银行可以成为企业家头顶的一块金字招牌。

     谁都知道，银行是靠信用和实力来保证运作的。一个老板能够建立起自己的银行，主客愿意把钱存进来交给他，即可最简单、最直接地证明这个老板在商场上的人缘和信用度。用白德明先生自己的话说：“老实讲开银行并不一定利润很高，赚钱很多，但是如果你有银行啊！做什么生意人家都相信你，别人有什么生意也喜欢找你合作。”

    白德明过去虽然没有在银行工作过，但是对金融业务并不陌生。早在泗水开忠诚五金店时，他便利用手上闲置的资金放贷给当地的几家工厂，到了椰城之后这方面的生意也一直在做，继续开钱庄，自己公司有多余款项，也贷给几家资金较少的私人银行调用周转。

    印尼与中国大陆不同，法律允许私人开办银行和钱庄，私人钱庄有合法的地位。注册、执照、管理机构应有尽有，因此不能叫做地下钱庄。至今为止，在雅加达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私人钱庄，也叫财务公司，既可以为主客汇兑资金，又可做小额信贷，经营灵活、便捷，讲究信誉，很受欢迎。

    有了经营钱庄业务的经验，一但条件允许，顺理成章开个私人银行也就水到渠成。

    白德明的“星座”银行开业几年之后，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中爪哇三宝垄一位姓陈的华人拥有一家私人银行——三宝垄经济银行。这家银行是1957年创办的，后来，其创始人老陈老板去世了，他的儿子小陈老板接了班，就把银行搬到了雅加达。

    他这个银行设在一条小巷子里，大概是因为经营乏术或地处偏僻之故，业务一直做不起来，眼看朝夕不保，小陈老板只好以转让大部分股权的方式寻求合作伙伴。白德明闻讯后便与其洽谈，由他的“星座”银行出资并购，与其合作，合并后的银行取了一个全新的名称：大松银行（塔玛拉Tamara Center）。

    白德明的公司也从此更名并扩张为大松集团。

 

本文作者所著的白德明传记图书封面。

    这间大松银行之所以后来居上，如日中天，是因为白德明请来了一位神秘的老太太做股东人，不出一仙钱股本，却理直气壮参与分红。

    这位吃“干股”的股东，表面上就是一个普通的原住民老妪，但却有一个贵不可言的女婿——铁腕总统苏哈托。老太太乃是总统的丈母娘（见本文封面图）。

    那么，白德明是通过什么途径结识了这位当朝国太，并把她聘为自己银行的股东人呢？

    怕此篇文章太长，读者不耐烦，暂且打住，明天接着说。

  （文章出自： 丁剑印尼纪事  微信公众号 丁剑,资深媒体人、传记作家，长期旅居印尼，专注记述并解读千岛之国与华人有关的历史事件、社会精英、风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