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中国人不可不去——“班芝兰” (Pancoran)和“罗戈莎丽”（lokasari）

   文：丁剑

    曾几何时，雅加达旧城区有两个热闹繁华、一等一的好去处：一个是商铺林立、菜馆和小食摊无数的购物中心“班芝兰” (Pancoran)；另一个则是青楼红灯区、电影院及各种娱乐场所云集的休闲大本营——“罗戈莎丽”（lokasari）——华人又叫它“快乐世界”。

  让我展开历史画卷，先带你去逛逛班芝兰

  这是一条在印尼久负盛名的唐人街，距离雅加达老城厢荷兰时代的总督府不远，从那座科塔(Kota)老火车站出来，拐个弯，有条Pintu Besar大街，向前三四百米，靠右侧斜插进去有一路口，班芝兰唐人街就在里面。

  一两百年以来，班芝兰一带始终是椰城中国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大约有十几万人，多属于中等富裕人家或一般工薪阶层。因为如此，这条唐人街的生活气息和市井味道也就格外浓厚。听老华侨们谈天，过去班芝兰的商铺包罗万象：大街东西两边乃是几十上百家的大小商店，各种杂物琳琅满目，要买什么应有尽有（现在也是这样，只不过时过境迁，变得比较杂乱，一些有特色的老建筑及店面已不复存在，少了往日醇厚的韵味）。

雅加达班芝兰今昔街景对比图。

  前两年我住在槟榔西亚的时候，每天中午去班芝兰一条小巷的客家饭馆吃饭，来回都要路过那间百年老店“德记”茶室。从路边小摊到中等规模的店铺，“德记”茶室已经传承了三代。一些老人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喝茶叙旧。每到周末休息日，也有年轻人过来感受一下怀旧气息。老板说，老人们喜欢传统的热茶和热咖啡，但是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他们也准备了年轻人最爱的牛奶冰咖啡。

  听说1960年代以前，班芝兰商铺招牌都是中文写的，老字号的店面比比皆是：卖西药的“中华药房”，卖中药的“大和堂”和“大安堂”；“新世界”、“茗香”、“一乐园”酒楼，此外还有“上海烫发店”(Shanghai Salon)、“中山照相馆” 以及几家华文书店。五六十年代，班芝兰还有一家“中华戏院”(Gloria)，戏院小广场旁边是有名的“吉祥居”(Kitsiongkie)饮冰室，华人、印尼人都喜欢光顾，天天座无虚席。

   “班芝兰作为雅加达的唐人街，我们无法要求她的外貌如美国纽约唐人街豪华，如伦敦唐人街艳美富贵，如新加坡唐人街现代化。但是，她像一栋‘活动的博物馆’，每个角落皆有‘古董’级的百年记录。”这是当地老华人田淑云对班芝兰的描述。

   当年班芝兰热闹的夜市，如今只是白天热闹，夜市已不复存在。

  如果是在国内，上述街景到处可见，所谓司空见惯，但是在这赤道南洋的异国他乡，唐人街班芝兰能有如此格局，也就值得一说。

  事实上当年的班芝兰让老华侨们念念不忘的，主要在于它那中国式的市井风情——以《侨歌三部曲》驰名海外文坛的已故作家黄东平先生，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班芝兰有过这样的纪述：

  “在这一区，你可以看到古老的“唐山”式的住宅，犹留存着黑漆大门。门扇门框上是翰林之类所书写的“龙舞”、“凤翔”等等对联，画樑上还绘着古代中国的故事：“献桃”、“封相”等等什么都有，只是年代久远，好些已经剥落；而屋前一经照洋式改建成店面之后，从外观上已看不出多少当年的遗迹了。这一带，几乎清一色是华人的店铺，从百货商店到中药铺齐全。至于这里的住户，有只穿纱衫、黑布挎、著拖鞋的胖“头家”，有喜欢穿洋式条纹睡衣的“侨生”，有缠过足的唐山老妈子，有穿校服的华侨学生。青壮年则大都只穿夏威夷衬衣、西装裤，跟南洋各地的华人没有多大差异。这儿，普通话是通行的，除了侨生界，一般华侨都多少能够听和讲。老年人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就用家乡方言交谈；方言不同的，则只好讲印尼话了。可是在这儿，当地印尼人买卖论价，价目数字却都使用华语（闽南话），这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

雅加达唐人街华侨民居建筑的历史图画。

    “快乐世界”罗戈莎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雅加达当年的“快乐世界” ——罗戈莎丽是怎样的让人留恋忘返。

    罗戈莎丽（lokasari）距班芝兰唐人街也不太远，步行顶多二十分钟。它位于孟加勿剎(ManggaBesar)大道旁边，后门开在“加利勿端”(Kali Beton)。几十年前，雅加达还不像现在，有钱人声色犬马一掷千金的场所已经太多。那时候，全印尼的华侨只要到了椰城，无论贫富贵贱，如果想去休闲娱乐、放松一下，孟加勿剎的“快乐世界”便是人人喜欢的好地方。

      “快乐世界”，系早期赫赫有名的“咸鱼大王”、福建永春籍侨领陈兴砚投资创办的休闲及文体事业。

     这里有一块很大的场地，前后有门，白天无须买票，游人可随意出入，早年，里面有个快乐舞厅，多间酒家和无数的小游乐摊点，后来又分别建了新都、华都、新光、华光等四家电影院，四五十年代，专放香港出品的国语片（现在全部电影院都已被拆迁荡然无存了，只有商场、酒吧、菜馆以及洋快餐麦当劳还比较兴旺）。

       如今86岁高龄，还经常（有时几乎每天）在国际日报发表文章的陈正祥老先生回忆说：“快乐世界周边人脉缘极佳，左旁为薛碧玉医学博士（神经科）门诊所，对边是李全信医学博士与郭允廉医学博士（任过养生院院长）；右旁是翁福林（南星影业公司、南星书店之业主）与陈兴砚伯之私宅。

      说来人是缘分，笔者当年在巴中有幸与兴砚伯的一位公子同学，交情甚笃。他长年送我快乐世界之免费戏票，我若有闲暇就去看电影，特别周日与公共假日，整天看四场，晚间散场时也不离去，再看下场。纵使上半场看过，下半场再看同样影片，这样才够味。我这个电影迷，多次被老师们训诫，斥责道：“你最好在戏院上课就好，不必在校读书了。”

印尼画家描绘的1965年的快乐世界大门。

      我的朋友纪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从中国移居印尼时，这些影院还在，他也经常光顾：“那时电影院已经有些破旧了，放映大厅也没有空调，只有老式的吊扇，转起来呼呼响，观众都坐在木扶手的藤椅上，感觉满有意思的。”

     早些年，人们在此也可品尝到各种小吃，比如中国的炒面、炒米粉，牛肉丸、鱼丸、酿豆腐，以及印尼的KerakTelur、Martabak等等，价廉而物美。当然，既是“快乐世界”，周围也少不了寻欢卖笑的场所，每到夜晚，灯红酒绿、风月无边，外埠的华侨商人来椰城办货，舟车劳顿，风尘仆仆，总少不了找点空闲来此体验一把，慰籍自己旅途的辛苦。

    当年“快乐世界”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举办篮球比赛。

   有关早期的篮球运动，归侨张茂荣先生对其少年时代的印象记忆犹新：“快乐世界”有一个露天篮球场，四周的看台是竹子搭成的，久不久要更新一次，因为竹子雨淋日晒几个月、半年后就会发脆腐烂。它虽然简陋，但名气大，因为雅加达华人凡举办大型活动，如：庆祝国庆文娱晚会、春节晚会等，以及全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城际篮球赛，年年都在那里进行。篮球赛的赛期较长，每有比赛，场场爆满。那时，全印尼各大中城市华人篮球界都会派队参赛，好比如今美国的NBA。

   美国著名的黑人职业篮球队“哈林队”曾应邀来印度尼西亚，也在快乐世界篮球场表演他们的高超球技。最轰动的是当时香港大公报的“大公队”，和菲律宾华人的“绵艺队”，还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天津队”。

   “绵艺队”的长人（全队身高之最）是黄天锡，他曾是当时中华民国参加奥运会入场式的旗手；“天津队”的长人是“大米”米保荣，相当于后来的小巨人姚明之于上海队。他们和“雅选”、“印选”比赛，盛况空前！

    当年无限风光的“快乐世界”后来改名为“罗戈莎丽”,如今已面目全非，变成了一个经营廉价商品的购物中心,也有很多这些年新"过番"的中国人在这里开饭馆,仍然是雅加达中国人不可不来的地方。

   白燕唱片店的少女老板

   大约在1952年前后，“快乐世界”新开了一间专卖华语唱片的店铺——“白燕唱片商”，在这个店里，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当红歌星灌制的各类唱片，应有尽有，品种齐全，中国大陆著名艺人三四十年代演唱的经典老歌，也都能在这里买到。

   这家唱片店的掌柜，是一位17岁的少女，梳着齐耳短发，身材小巧玲珑，爱说爱笑，神气十足。小姑娘爽朗大方，什么时候都是朝气蓬勃的，使柜台内外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因此小店一开张，便受到了众多顾客的喜爱，每天晚上来买唱片的人络绎不绝，生意好的不得了。

  这个开唱片店的少女，就是我们撰写的主人公廖展远。

   廖展远这时还在华中读书，怎么会来“快乐世界”做生意呢？

   原来，有一个人借了她哥哥廖明远2万块钱，还不上了，这个人在快乐世界有一间店面，就把这店铺抵押给了哥哥。阿展听说了，就向哥哥借来开了一个唱片店，因为在此之前，她家里已经开了一间“亚美收音机店”，专门批发兼零售各种国外进口的收音机和电唱机，就在父亲那间咖啡店的旁边，平时由哥哥打理，阿展每天上午也在店里帮忙。那年头卖这种货也是很抢手的，有时候上午进了200台，到了下午就卖完了，甚至比父亲掌管的那间老牌咖啡、罐头店还要赚钱。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阿展既要上学又要开店，如何有时间可以兼顾呢？中国的读者可能不知道，印尼的学校只上半天课，华中当时因为学生太多校舍不够用，又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廖展远上的是下午的课。而以夜生活著称的“快乐世界”每天夜晚才是最热闹的时候。所以，活泼好动，总想自己赚钱的高中生阿展就向爸爸借了几千盾，帮她在此开了一间白燕唱片商——傍晚放学之后，再来店里卖唱片。她一天的安排是这样的，上午在“亚美收音机店”看店，卖收音机和电唱机，下午去华中上课，夜幕降临吃罢晚饭，就赶到唱片店里做自己的生意。

   开始一两年，阿展的唱片店只是从黄昏开到午夜，所卖的唱片也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后来，她不上学了，姐姐阿进也回中国了，她的店就变成全天营业，并逐渐扩大了规模。为了降低成本，组织更多的货源，年轻的廖展远去了新加坡，直接从那里的唱片公司订货进货，然后再销售批发到印尼各地。

   印尼虽然华侨众多，但在这个人口大国占的比例却很低，再加上官方对外来的中华文化有所限制，抑或还有其它方面的原因，始终没有出现专门灌制华语歌曲的唱片公司。所以那时候，在印尼销售的各种华语唱片，大多来自附近的新加坡。1950年代，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尚属一体，为英国监管的海外殖民地之一，尽管是弹丸之地，人口也少，可是华人却占了70巴仙（70％）以上，因此它在独立之前一直通行的是中华文化，当地华侨不仅有自己的华文出版社，也有几家华语唱片公司，为本土华语歌星灌制唱片，更大量翻录中国上海的三四十年代的经典歌曲，并从香港、台湾进口歌曲音乐作品。

   说起国语音乐对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的影响，让人不得不追溯到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当时，百代等唱片公司纷纷在上海成立，最初仅是以制作戏剧唱片为主。但随着电影业的繁荣和日益增加的娱乐需求，周璇、姚莉、吴莺音、李香兰（山口淑子）、白光等早期国语流行歌手便应运而生。《四季歌》、《花好月圆》、《春天里》、《明月千里寄相思》等歌曲一夜间使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国语音乐也因此倍受世人瞩目。40年代末，随着国民党政府辗转南迁，这些在中国大陆大都市里萌芽茁壮的歌曲，也跟着由上海移向香港，再由香港迁徙至台湾；并因为电影的传播和文化语言的缘故，一直流行于新加坡、印尼等南洋各国，成为当地华人不可或缺的心灵的慰籍。

   “那时候，我们卖的唱片是那种78转/分钟的粗纹胶木唱片，是用老式的留声机来放的，当年印尼很多华人家都有一台的，现在差不多都变成古董了。这种胶木唱片与现在的CD片相比呢？音质也蛮不错的，醇厚自然，有一种质朴的味道，更接近歌手原始的声音，很好听，叫人感到很亲切的。但是，它也比较脆，容易变形，怕灰、怕磨损，所以又有一点娇贵。”时隔多年，廖展远依然十分内行地告诉我们早期唱片的这些特点。

  她还记得，50年代，雅加达的印尼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也经常播送中国民歌和儿歌，例如《绣荷包》、《刮地风》、《小河淌水》、《兰花花》、《在那遥远的地方》、《牧羊姑娘》、《我愿做个好孩子》等等。“这些中国民歌的唱片，有很多也是我的店里提供的。”展姐不无自豪地说：“全印尼各个岛上的华人只要到雅加达来，没有人不去‘快乐世界’玩一下，他们都很喜欢看电影，当时的国语片至少都有一首好听的插曲，有的人看了电影情节会忘记，里面的歌曲却打动了他们，一出电影院，他们就会到我店里来要买这张唱片的，雅加达的唱片店，要数我的品种最齐全，他们要买的都会在我这里买的到，所以来‘快乐世界’游玩的主客差不多都认识我。”

  一批后来成为印尼无人不晓的工商界巨子，当时也是白燕唱片商的常客。2012年以96岁高龄去世的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先生，1951年从中爪哇迁来椰城发展时，才30多岁，年富力强。林绍良很喜欢去快乐世界游玩，他也经常光顾白燕唱片店，每次来见到廖展远，都是乐呵呵地，用一口福清腔很浓的国语叫道：“白燕小姐，最近又有什么好听的唱片啊？帮忙我选几张。”

   从1951年到1959年，廖展远在“快乐世界”的唱片店开了八九年。她在这里掘到了商海生涯的第一桶金，由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成长为精明干练的女老板。这期间，她也在此收获了青春岁月最值得回味的爱情果实，从少女变成了美丽的少妇。

   2006年，当我有幸认识展姐的时候，这位昔日的少妇已经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我为她写了一本传记《人生精彩到永远》，记录了许多风云往事，以后有空我再讲给大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