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國學學者梁濤：《孟子》，最激勵人心的思想著作

文： 黃紅英

《孟子在路上》專題系列之一  

（圖）梁濤，著名國學學者、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山東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複旦大學儒學研究中心教授；中國孔子研究院研究員，文化部“孔子文化獎”推選委員會委員；中國孟子研究院秘書長，中國孟子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福建省孟子文化發展促進會榮譽會長、孟子書院榮譽院長。主要研究中國思想史、儒學思想史、經學思想史、出土簡帛等。

深入研究孟子，令人震撼

“最早接觸孟子，是在上世紀80年代。那時，社會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普遍持批判态度。當時，我在西北大學就讀曆史專業，一接觸《孟子》就被深深地震撼了。閱讀《孟子》、《論語》後，覺得孔孟思想裏，有着許多激勵人心的東西，盡管當時自己在理論上還無法做出更深入的剖析。後來就讀研究生，接觸了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其中牟宗三、徐複觀對自己的影響很大，此時我才開始有理論上的自覺。後來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儒家五常學說研究》，其中關于孟子就占了很大篇幅，有整整一章。”

博士畢業後的梁濤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所做博士後研究，正值郭店竹簡公布于世，爲他研究、了解孟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1993年，湖北省荊門市郭店村發現了沉睡地下達2300多年的800多枚戰國竹簡。1998年這批竹簡經整理後正式公布，引起了社會大批知名專家學者對當中1.3萬個穿越曆史的古漢字的研究，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學術大讨論。以前人們往往孔孟并稱，主要讨論孔子和孟子。但實際上，孔子和孟子之間有着過渡環節。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後人一直無法了解：從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在相隔了100多年後，是怎樣發展到孟子的“道性善”的？而郭店楚簡中儒家文獻的發現，填補了孔孟之間這100多年思想理論的空白。

“當中，有一重要人物子思。子思爲孔子之孫，《太史公書·孔子世家》中有記載。據考證，漢代時應該還保留着子思的著作。但魏晉南北朝時，戰亂較多，子思的著作逐漸散佚，導緻了此段曆史環節的缺失。很長的一段時期，我們主要透過《中庸》了解子思的，但《中庸》是否爲子思的著作，社會上一直有着懷疑與争論，因爲裏面提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似乎更像是秦漢時的話語。《郭店竹簡》公布之後，其中《魯穆公見子思》、《五行篇》兩篇被學術界公認爲子思的作品。另有幾篇與子思思想也存在關聯。這使我們能夠更深入地了解子思的思想，能夠将孔、孟之間的過渡環節填補上了。”

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是梁濤集中研究子思和孟子的時間段，他的博士後報告《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經過反複修訂、完善，于2008年一經正式出版，立即受到學術界的極大關注，獲得北京市社會科學成果獎、教育部人文社科獎、吳玉章人文社科獎、郭沫若史學獎、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等多項重要人文社科獎。之後又先後出版了《孟子解讀》、《思孟學案》，這三本書是梁濤對孟子的研究和總結，也代表了當今孟子研究的最新成果。

近幾年來，梁濤将研究重心轉向了孟學史。梁濤認爲，《孟子》此書的影響意義深遠，曆代很多學者都讀孟子，注釋孟子，解說孟子思想。圍繞《孟子》一書形成了一個學說傳統，即“孟學史”。

2011年，梁濤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孟學史”的首席專家，該項目集聚了國内外研究孟學史的一線專家，意在對《孟子》兩千年的流傳做出系統的梳理與研究。2013年，中國孟子研究院在山東鄒城成立，梁濤被選任爲秘書長，此會主要研究孟子思想的當代價值及孟子文獻的整理等。研究院成立伊始，便将《孟子文獻集成》作爲重大課題，對曆代的孟子文獻做出搜集和整理，其中漢代至兩宋部分二十卷已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明清部分還在搜集、整理中，不久将會正式出版，這部文獻集将成爲中國儒學史上的重要典籍。梁濤擔任該套叢書的副主編，爲孟子文獻的整理付出了許多心血。

孟子思想，對當代社會有重要意義

梁濤認爲，孟子對中華文化影響最深的就是“性善論”，這一觀念被中國人所普遍接受和認可，《三字經》開篇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這與西方文化是有所不同的，在西方基督文化中，認爲人生來就是有罪的；而中國文化較爲理性早熟，較早由神本轉向人本，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一切都要靠自己，靠自己其實就是靠自己的心，所以孟子的“性善”，實際上是心善。孟子認爲人生來就具有恻隐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之心”。将四端之心擴而充之，就是仁、義、禮、智四德。

所以，孟子強調擴充、培養的重要性，他說：“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講浩然之氣、大丈夫精神，都與心的自主性有關。重人本而不是神本，強調人的道德自主性，這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儒學體系中，孔子開了頭，而真正完成這一思想體系的則是孟子。

梁濤認爲，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核心是信仰問題。傳統儒學是從天道性命來安頓人的精神信仰的，孟子曰：盡心，知性，知天。擴充心，就可以知道性，而知道性，也就知道天了。天不外于我們的心和性，了解天還是要了解我們的心和性，這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強調的是“萬物一體”，這與西方基督教以神爲中心有所不同。

“如今，中國要重建精神信仰，孟子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導作用。人生在世，總會被許多物質、名利等蒙蔽，很難自行控制内心的欲望，很難自我規範，更無法約束自我。”梁濤說，因此，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就顯得難能可貴了。

要營建一個和諧相處、和平發展的人類社會，無論制訂了多少完善、多麽完美的法律條文，都必須要人的内心有自我約束并遵守社會規則的意念，如此，法律才不會是一紙空文。道德修養與法律法治，缺一不可。而儒學與孟子思想，正是前者，亦是基礎。

儒學文化，曾長期被誤傳、誤導

過去，人們一般認爲儒家主張存天理、滅人欲，是否定情的。但郭店竹簡的發現，使人們認識到早期儒家事實上非常崇尚“情”。這批竹簡中有大量文字談到情，特别是提出了“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在竹簡中，“仁”字的寫法是上“身”下“心”，包含有成己、修己的意思，仁不隻是個關系性的概念，而是首先要成就自己，然後去影響他人。

春秋戰國時代，群雄争霸，百家争鳴，堪稱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但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傳統儒學屢遭曲解，甚至演繹成“吃人的禮教”。著名學者龐樸、杜維明等人指出，郭店楚簡揭示的原始儒家思想與後來作爲封建正統觀念的儒家思想存在許多區别，對中國傳統文化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從而讓世人從根本上糾正對中國文化的偏見。

郭店楚簡中，沒有宣揚“三綱五常”，隻是賦予“夫婦、父子、君臣”六種角色的六種行爲規範，稱雙方的關系“互有義務和權利”，而不是後來“三綱”裏的人身依附關系。

從郭店楚簡中，人們開始對儒道兩家的關系重新認識和評價。人們通常認爲，儒道對立，勢若水火。從郭店楚簡《老子》看，儒道兩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也相互貫通，老子不但無批評儒家思想，而且對儒家所遵奉的觀念如聖、仁、義、禮、孝、慈等并不完全否定。另一方面，從其他史料看，孔子對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學者們認爲，郭店竹簡填補了儒家學說史上的一段空白，透露了一些儒道兩家在早期和平共處的信息，從而爲改寫中國哲學史提供了新的依據。

梁濤說，對儒學正本清源，目前隻是在大學教育階段進行是遠遠不夠的。儒學是一種教化體系，她以教育的方式，而不是宗教的方式進行教化和傳播。雖然儒學不是宗教，但也解決了人們安身立命的問題，千百年來中國人是從這套思想中汲取精神力量的。但近代以來這套思想體系受到巨大沖擊：

一方面是知識化，将儒學變成知識的碎片；

二是政治化，以政治教育代替了傳統的成人教育。政治是不斷變化的，現在的學生對政治說教不再感興趣。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儒學爲中心的國學教育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慶幸的是，現在，國家已注意到國學教育的重要性，教育部制定了優秀傳統文化進入中小學課堂的計劃，并開始培訓國學師資。去年我在敬德書院爲海澱區的中學老師講了一年的孟子，聽課的教師學習後再去給學生授課。在國學教育方面，台灣做得很不錯。我在美國講學時，遇到不少從台灣遷居美國的移民，他們來自于各行各業，但很多人都能夠背誦《論語》，這都是他們在中學的國學課中學到的。但可惜的是，自民進黨上台後，進行‘去中國化’，将國學從必修課轉成選修課了。但我們在前些年将台灣的教材引進了大陸，并重新進行調整，根據大陸的國情作了一些改編。”梁濤承擔了這套教材的修訂工作。

雖然，傳統文化目前也不是我們的必修課，因爲改變教育體制還需要時間，且必須與現行的考試制度相銜接。但情況在慢慢地改變，這是大趨勢。

儒學傳播，需構建新的思想體系

梁濤認爲，對于經典有一個重新解讀的過程，同一部經典，不同時代就會有不同的解讀，今天儒學的複興，就是要對儒家基本經典做出新的解讀。爲此，梁濤提出了“新四書”的概念，主張以《論語》、《禮記》、《孟子》、《荀子》爲儒學基本經典，構建一套更爲完整的儒學思想體系。

“傳統的四書，偏重于心性，對外王重視不夠，在曆史上産生了一些消極的作用。《論語》主要記載了孔子的思想，《禮記》則反映了孔子弟子七十二子及其後學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通論部分，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宋儒隻重視其中的《大學》、《中庸》兩篇，顯然是不全面的，現應将《大學》、《中庸》返回《禮記》，将《禮記》視爲早期儒學一個重要階段的著作。另外，宋儒将《荀子》排除出道統也是不合适了，雖然荀子的思想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但他代表了儒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孔子禮學的繼承和發展，如果排斥了荀學，儒學就是不完整的了。”因此，梁濤現在正着力建構的新四書體系，将是對傳統儒學的一次突破和發展。

千年以來，書院一直是儒學傳播及培養人才的重要場所。但現代的教育，以西方教育模式爲主，重視課堂的傳授。雖然也起到傳播知識的作用，但在傳統學術的繼承上，也有着明顯的局限。況且，書院是幾千年以來在中國本土産生和發展的，其教學模式必然也将随着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而變化，完全摒棄一個民族千百年以來賴以傳承文化和教書育人的方式，亦是民族文化斷層、思想意識分裂的原因之一。

梁濤認爲，國學的傳播，應重視書院的重建。國内有很多著名的書院，曆史上曾産生過重要影響，但後來廢棄了，可以想辦法将其重新恢複，其意義将是非常重大的。另一方面，可以新建部分書院，作爲現行大學教育體制外的補充，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後，中國的教育不能是功利性的，而是重視文化的傳播，心靈的塑造，信仰的确立。爲此，重新構建新的教育體系與思想，迫在眉睫。

“生活是儒學的本源，儒家之道就體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要結合民間百姓的需要，進行思想的傳播。這點要儒家要向基督教學習，基督教有自己的解經傳統，有教堂，有牧師這樣的傳道者，通過做禮拜、唱詩、祈禱的儀式，其組織形式和傳播方式都是值得儒學學習的。”

“其實，中國文化是包容的，而非排外的。孔子還問學于老子呢。今天儒學的發展，同樣需要向基督教等宗教傳統學習。真正的國學傳播，既要熟悉傳統經典，又能把握住當代社會的現實問題與人的精神需求，用儒家義理點醒人心，引導人生，傳播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