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文化流派研究的意义——为《虞山文化流派》序言

同一种文化形态（或曰形态文化），由于历史和地域的不同，从而由于所依附的语言和山川水土等“外在”环境和基础的差异，就会逐渐形成不同的风格。不同风格的形态文化之间相互刺激、挑战、吸收，从而促进了各自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一种文化形态出现多种流派，是创新的结果，是一种文化形态发达的标志；“分久必合”，不同流派之间的融合化一，则是又一次的提升；待化一之后再次出现又一时代的流派纷呈，就意味着文化又登上了新的高地。反言之，若无派可言，或流派久而无声无息，或流派自身百年一贯而无变，则意味着文化的停滞。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如此，放开来看，全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也是如此；民间文化是如此，文人文化（或可称之为精致文化）更是如此。因为一般而言，文人墨客间的交往比较频繁，在来来去去之间，文化（其实质是心灵）就碰撞了，眼界就扩大了，在有意无意中，胸中、笔下、指间就有新意了。这在农耕时代尤为明显。孟子的一个重要论断“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可以作为透视文化这一规律的理论基础。

苏州是吴文化的重要源头，现在依然是江南文化之重镇；而常熟则又是苏州文化之重镇。常熟自魏晋以后逐步兴起、一直流传至今的许多精致文化形态，如琴、诗、画、印，乃至私人藏书等，一一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自成流派。这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不但这些领域里的流派（人们习称“虞山派”）之沿革、传承、内涵、形态值得研究，有心者可以从中悟其真谛，无论书画诗琴均可得其不言之教；而且对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出现“虞山派”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应该有更多的人深入开掘的课题。

感谢常熟市政协，十分重视本土历史文化的梳理和研究，决定组织编纂这套《虞山文化流派》，以使今之常熟乃至苏州人和未来之子孙，得以知道在这片可爱的山水中曾经有过的文化辉煌、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辉煌，进而可能引发“我们这一代人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的自我反问。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一个很具特色的现象：无论山水之间还是城市村镇，最吸引人的不只是景观之美、物产之丰，而且有与这些既美且丰者相伴而生的人文内涵，在一定意义上讲，可能后者的吸引力更为巨大而持久。试看中国的景点，有几成是只有景而无人文的？

常熟自古及今人才辈出，人文色彩浓厚。苏州之著名，固然因为有浩渺秀丽的太湖水和人见人爱的乱针双面刺绣以及无数的传说与遗迹，近代则加上了发达的工业和活跃的经济；但是，太湖乃大自然之所赐，那些美丽的传说至今还有多少令人“动心忍性”的力量？设想，如果没有了常熟的黄公望、王石谷，蒋廷锡、翁同龢，钱谦益、柳如是、毛晋，脉望馆，以及虞山琴派、印派，以及整个苏州由历史所哺育的一代代文士和人民，常熟或苏州还有多少让人一访再访，流连忘返，魂牵梦萦的吸引力？

今日之常熟，经济和社会发展已非昔日可比。就在此时，全市又把振兴城乡文化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这不是偶然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可以换个词说，其关键，却是文化。道理很简单，保护环境的意识、协调发展的思考、真诚爱心的培育、创新习惯的养成、爱国情怀的牢固，总之，举凡保证可持续发展的一切元素，无不都出自于文化和人们在特定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潜力——常熟之有今日，苏州之有今日，其实就包含着虞山文化打下的人文基础。反观历史上的常熟，在这方面给我们的启示的确是甘甜的，丰富的，深刻的，甚至是震撼的。这也就是重温往昔、梳理“虞山文化流派”意义之所在吧。

拜读了《虞山文化流派》的书稿，我浮想联翩。不但眼前出现了多次造访时的情景，耳畔响起“太湖美”和“阿庆嫂”唱段的动人旋律，而且还想到，中国文化的历史、常熟文化流派的历史，里面涵蕴着的许多宝贵经验是中华民族智慧中的重要内容；这些，不只是常熟的，苏州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类的。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自认为“宝”的文化财富介绍给世界。我期盼着，常熟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不但工业产品、山湖美景继续大踏步地走向全球，而且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文化及其产品也为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所热爱。【此文为《虞山文化流派》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