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继文：佛教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理想和归宿

杜继文（生于1930年，当代著名佛教史专家）

佛教是第一个融入中国古代社会的外来宗教，也是第一个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文化。它在中国持续流传了二千多年，至今仍然生气勃勃，看不出有什么衰相。人们对它的评价，是是非非，从古至今就没有定论，也不一定要个定论，但现在，至少已不会有人拒绝承认佛教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了。这一现象，颇能说明中华文化的一些特色，对于我们今天的认识，也会有所启发。

一

佛教之能够融入中华文化及其融入的程度，说到底，取决于当时社会提供的可能条件，但同时也取决于佛教自身的特点。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的6世纪。在世界诸大宗教中，它的历史最为古老，影响的地域和人口可能也最广最多。同其它世界性宗教比较，可能差别要远大于共性。仅就组织形式和传播方式看，就有许多不同。譬如说，佛教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不但没有统一的世界性教会，甚至没有全国性、地区性教会；有些叫什么佛教会的团体，那也完全是自愿的松散的联合，既没有行政的统辖关系，更没有强制性的约束。佛教的活动基地在寺院，基础信徒是僧尼，进入寺院的僧尼，必须遵守佛教的戒律；但是否愿意进入寺院、做这样的僧尼，全由信仰者个人选择。寺院也是影响社会，吸引信众的中心；这种影响和吸引之能否产生作用，主导方不在寺院，而是社会和大众自身。佛教从来不享有强制人们信仰它的权力，也不拥有这样的手段。

从整体上说，佛教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势力的默许或支持，但却极少甚或没有运用政治手段去强制推行自己的信仰体系。当然，更没有动用军事力量，没有用宗教战争的形式去强迫人们信仰。不论是火与剑还是军舰大炮，都与它无缘。事实上，它也缺乏必要的经济措施去驱使或诱惑人们去信仰。就是说，它在它的宗教信仰之外，没有护卫自己和胁迫他人的世俗权力，也没有自身的武装，它的传播，基本上是和平的，不带什么血腥气。

佛教还有一大特点，是它没有统一的或惟一的权威经典，甚至没有完全同一的思想体系和惟一的崇拜对象。它的经典形成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下，是持续不断产生的；它除了承认有个抽象的佛以外，什么都可以信，也允许什么都不信，在思想信仰层面，有可供选择的宽阔空间，所以有时说它是多神论者，有时又可以说它是彻底的无神论；有人说它不是宗教，而是深奥的哲学，有人说，它只是一堆迷信，品位很低。总之，它的宽容性和兼容性造就了它的多变性和多样性，同时也强化了它的适应能力。

从西方正统的一神论宗教看，佛教是十足的无神论者。因为佛教反对天神创世造人，否定上帝一类神灵的真实性。佛教的基础教义，是业力创世，因果报应：人自己创造自己，也创造自己所处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决定人的命运的，不是天神上帝，而是人自身的思想和行为；人的思想行为不需要对天神上帝负责，只对人自身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人本主义的。

像这样一种宗教最终能够进入中国并扎下根来，反转过来说明中国的固有文化，本质上是开放的，喜欢丰富多彩；不排外，也不封闭，所以欢迎新思想新文化，包括新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文化。但是，它欢迎的是平等的自由交流，不喜欢人为地把某种文化形态强加给它；它也不希望用某种固定的圣经教条和惟一独尊的救世主，把人们的思想钳制起来。一句话，它的开放是为了民族发展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吸取外来文化是为了丰富和充实民族文化的内容，为民族文化的创造，提供比较和选择的素材。我们都承认，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之一，当时世界上的诸大宗教，都在中国传过教；长安、洛阳也有它们传教的中心，像基督教，而后还不断地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但竞争的结果，佛教成功了，我们的民族文化选择了佛教。这一史实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中华文化立足于发展，愿意接触一切优秀的外来文化，但不愿意被人家控制和操作；中国人的信仰倾向自由，不愿意宗教专制。与西方相比，宗教宽容，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在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西方那样的宗教歧视、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值得坚持和发扬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