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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的变异与“古史辨”的兴起

时间:2017-09-09 01:02:51来源: 东盟华商在线
摘要:在现代学术转型中,今文经学变异为“古史辨”是经学瓦解的一个重要环节。该环节的代表人物是钱玄同,其继承了今文经学的辨伪方法,将《论语》视为考察孔子的唯一真实史料,并以之为标准辨析“六经”,从而将“六经”与孔子分离开来,最终促使顾颉刚等学者得以将“六经”视为史料,考辨每一经、每一篇的时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新的古史系统。(本文提纲:一、晚清今文经学辨伪方法;二、孔子与“六经”的分离;三、孔、经分离下的古史辨。)

民国时期今文经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廖平、康有为延续晚清的学术思路,继续以今文经学的立场,回应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另一方面是为了论证今文学说而推翻古文经典,廖平与康有为辨伪书的方法被民国新派学人所继承,从而发展出疑古史、辨伪书的“古史辨”派。且“古史辨”的最大影响,即在于以历史的眼光推翻了整个经学体系。“古史辨”的焦点人物是顾颉刚,但在今文经学转化到“古史辨”过程当中,其关键人物则是上承康有为、崔适经学,下启顾颉刚思想的钱玄同。钱玄同通过分离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使完整的六经系统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史料”,而这正是后来的古史辨派建立新的古史系统的基础。

一、晚清今文经学辨伪方法

“古史辨”表面上是一场史学运动,但因当时流行“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所以这场史学运动,也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的改革。它的论证基础,是胡适所提出的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整个中国文化,四部之书皆成“史料”。它的历史依据,是宋代以来王柏、崔述、姚际恒等志在传统学术中疑古的学者。它的理论方法,部分借鉴晚清今文经学如康有为、崔适辨析古文伪经的考证方法。这三方面资源的奇诡结合,成为古史辨派辨识古史、摧毁经学的理论基础。

在古史辨兴起之初,无论钱玄同、胡适还是顾颉刚,都认为应该“辨伪经”,这与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有方法上的联系。可以说,古史辨派是晚清今文经学的“方法”史学变异的结果。钱玄同自陈所受康有为、崔适的影响道:

我对于“经”,从一九〇九至一九一七,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才看到的。一九〇九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章太炎师专宗古文,痛诋今文)而宗今文家言……自一九一一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1]225

而顾颉刚同样也受过康有为的影响,他自述道:

《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它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餍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2]卷一23

但是康有为辨伪经的目的在于识真经,正因为今文经与古文经不能两立,要彰扬今文经之一王大法,就不得不辨析古文经之非。而钱、胡、顾之辈继承今文经学,事实上是专取其方法而舍其目的,其“辨伪经”的工作,是将经学视为史料,从而构建起“科学”的中国史。因此,他们在采用康有为、崔适二君辨伪经、伪史的方法的同时,又宣称“超越”了今文经学。钱玄同在1921年3月23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道:

我前几年对于今文家言是笃信的;自从一九一七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我现在以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说流行,失其真相的,两者都难凭信。[1]225

而到了作《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的时候,钱氏又谈道:“至于把古文经打倒以后,再来审查今文经,则其篇章来源殊甚复杂,它的真伪又是极应考辨的。但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历史家’的立场上才配说。”[1]140他认为,必须对今文经典一一分析、疏证明白,“方能作古代种种史料之用”,而且“这类工作是‘超今文’的”[1]210。所谓“超今文”,其实就是采用历史学的眼光。

顾颉刚同样极力撇清和今文经学的关系,在《跋钱穆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说:

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所谓的微言大义,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我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自己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3]

在《古史辨第五册自序》中他又说:

我们要推倒古文家,并不是要帮今文家占上风,我们一样要用这种方法来收拾今文家。[2]卷一129

简言之,清代辨伪古文经典的今文经学,经过现代启蒙思想的转化,马上变成回首弑父的古史辨派。古史辨“超今文”的立场,就是将一切经典视为史料进行辨伪。而要打倒经学,将经学视为“史料”进行辨伪,就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即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因为如果按照晚清今文经学的看法,“六经”是孔子所作,那么判断“六经”的写作时间,只能断在孔子所在的春秋晚期。只有将孔子与“六经”分离,才能够把“六经”看成是不同时代的“史料”,而该项工作正是由钱玄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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