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第三期发展与传统文化后现代意义

提要：近代以来，就儒学革新而言，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人（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所面临的，仍然是这一问题（儒学现代化）。但是，当他们讨论这一问题时，却意外的发现西方文化已经超越了现代化，进入后现代阶段，并开始了对现代化的反思和批判。在这一思想背景下，他们不得不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后现代阶段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并予以反思。

一、儒学的第三期发展问题

现代新儒家提出了“儒学的第三期发展”问题，他们是把自己的儒学思想作为第三期发展的一部分来看待的。三十年代，沈有鼎曾经提出过中国文化的第三期复兴问题，并认为“第三期文化的产生是要以儒家哲学的自觉为动因的”（贺麟《四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沈氏的主张，可谓现代新儒家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先声。

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明确地提出儒学的第三期发展问题。他指出，儒家学术的第一阶段，是从先秦到东汉末年；第二阶段是宋明理学。牟氏认为，儒学是讲内圣外王的，宋明儒特重内圣亦即道德意识这一面，而对于外王则照顾不够。学问不应该只空谈心性，也影响注重外王，注重事功，所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所负的责任，就是要开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外王。新外王的内涵即民主政治和科学知识。他指出：“假如在这个时代，儒家还要发展，担负他的使命，那么，重点即在于本其内在的目的，要求科学的出现，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现——要求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氏的说法为儒学的现代转化规定了学术内容和方向，反映了现代新儒家的本质。

新儒家第三代人基本上集成了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设想，又有新的发挥。新儒家第一代人如粱漱溟等所设想的，是如何以中国文化即儒家精神之体，吸收和接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观；第二代人则进一步考虑如何从儒家精神之体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良知坎陷”、“反本开新”都是这个意思；而第三代人心目中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则是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做出“创建性的回应”，并进行创造性综合。综合的结果所形成的第三期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而且也是世界文化；不仅是现代文化，而且还是“后现代文化”；不仅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而且也是对它的批判和挑战。

杜维明具体设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途径。他说“儒学廿世纪是否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具体地说，儒学在廿世纪后期，放眼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战场，有很多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必须面临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即工业东亚）的挑战，并在这些文化中播种生根，然而才能以健康的姿态回到中国，否则，它就不一定回得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他还进一步指出，儒学的复兴依赖于人，依赖于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各种儒学“见证人”的出现。儒学未来将“寄居在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意识之中”，这不仅限于中国，而且指将来的世界。他根据儒家文化的世界性的设想指出，儒家知识分子影响是出现于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如“有儒家基督教知识分子，有儒家的犹太教知识分子，有儒家的佛教知识分子，也有各种类型的非宗教知识分子”，有“美国的儒家，欧洲的儒家，澳大利亚的儒家，甚至非洲的儒家”。照他的设想，如果儒学的传统中出现了一些“像样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政治家、企业家”，那么，就可以说这是儒学的复兴了，这些“家”是儒学的“见证者”。